作者：肖志剛

來源：巴倫週刊

導讀：好的投資，應該從商業模式出發，然後在趨勢向好的階段，選擇管理層優秀的企業。

投資者都希望能找到投資的規律，曾任天弘基金股票投資總監的肖志剛的新著《投資有規律》，試圖從企業的“命”、“勢”、“能”、“運”四個維度來解構股票投資，發現估值、供需關係和市場先生等因素對股價的綜合影響規律，本文選摘自本書第二章。

初聽“命”“勢”“能”“運”這個說法是用於算命。算命，其實就是在預測未來，這與時間套利中的預測未來是一回事。這是投資有意思的地方，也是很多人覺得投資很玄妙的地方。“命”“勢”“能”“運”這四個維度存在確定性逐級降低的關係。

對於一個人來說，“命”指的是內在客觀的因素，通常是無法改變的，比如性別、身高、智商、顏值等。比如牙買加人天生跑得快，就是老天爺賞飯吃。有的人天生聰明，不管是生於戰爭年代還是商業社會，人生都不會差。

“勢”則是指外在客觀的因素，通常作爲個人只能接受，也是無法改變的。比如書生如果碰上戰亂時期，就沒機會考秀才了。1978年的恢復高考與改革開放，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的“下海潮”，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互聯網浪潮，這些對於個人來說，都是無法改變但可以抓住的機會，所謂乘勢而上、順勢而爲就是這個意思。

“命”是內在客觀因素，“勢”是外在客觀因素，兩者都是客觀因素，個人通常只能接受而無法改變。與這兩個客觀因素相對應的，則是體現個人主觀因素的“能”。對於個人來說，所有主觀上可爲的因素都包含在“能”內，一般也稱爲主觀能動性。比如，很多人從內在客觀角度看是挺聰明的，外在環境方面，各種考試選拔也相對公平，有些人因勤奮上進考上了好大學，有些人因貪玩落榜了，差別就體現在主觀能動性這個維度上。

過去20年互聯網浪潮帶來的機會對很多人是一樣的，有的創業者就抓住了，有的創業者就無視了。電動車帶來的機會對於車企也是一樣的，比亞迪、吉利、長城等企業就努力抓住了，而更多企業就放棄了。

最後一個維度是“運”，即運氣，代表的是一種偶然性。“命”與“勢”是客觀的，“能”是主觀的，三者都是具有必然性的。再加上代表偶然性的“運”，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解釋與預測體系，可以用來解釋預測一個人的過去與未來，也可以用來解釋預測一個企業的過去和未來。

如果說對於個人來說，“命”是指性別、身高、智商、顏值等與生俱來的特質，那麼，企業的“命”，則是商業模式。我們要在“命”“勢”“能”“運”的框架下，解釋清楚企業的商業模式及其重要性，需要先理清“命”與其他三者的界限。在研究企業的時候，有的投資者說投企業就是投人，看好企業家就值得投，沒有夕陽企業只有夕陽產業。有的投資者說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好的賽道勝過一切，比如互聯網、新能源等。而教育、房地產遇到的政策紅利與政策風險，都說明瞭時代的一粒塵埃就是企業的一座大山，大勢面前企業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由於企業的管理層多數相對穩定，不光團隊穩定，團隊能力也相對穩定，不太會出現經營能力突變從而導致業績出現顯著變化的情況，於是，投資者將預測的重心大部分放在了“勢”這個維度，比如預測行業景氣、監管政策、技術變化等方面。

比如iPhone流行之後，投資者想到的往往是找誰給蘋果公司供貨，然後選出立訊精密來。這就是典型的在“勢”這個維度的研究，其實iPhone蘊含了更大的機會，成就了一些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商業模型，比如微信。微信流行之後，投資者會從“勢”的維度，找受益於微信生態的企業。如果從“命”的維度可能就會發現，微信成就了更多的新商業模式，比如拼多多，進而還有極兔快遞。

從iPhone到微信，從微信到拼多多，再從拼多多到極兔快遞，這就是典型的從“命”的維度研究企業；而從iPhone到立訊精密則是典型的從“勢”的維度研究企業。

在股票研究中正確的研究順序，應當是沿着“命”“勢”“能”“運”的順序依次展開。只是因爲對於大多數企業來說其商業模式基本不變，而外在環境變幻莫測，使得投資者經常忘了應當首先關注商業模式。就像對於很多人來說，性別、身高、智商、顏值這樣的內在客觀因素根本無法改變，最多也只能從“勢”的維度想一想選擇比努力重要的道理。比如，蘇寧的商業模式在2010年以前有很強的生命力，後來其商業模式逐步被互聯網削弱了，再好的團隊來也沒有用。互聯網對線下零售的影響就不只是“勢”的維度了，而上升到了商業模式再造，想想那些消失了的機票、火車票代售點，我們就更好理解了。

理解這四個維度的邏輯，有助於我們更客觀地解釋企業的成功與失敗。比如格力電器過去的成功，拋開製造業商業模式穩定不考慮外，到底是搭上了地產大勢，還是管理層的優秀？顯然首先是前者更爲重要。千萬不要把格力的成功僅僅歸結爲管理層的優秀，從而迷信這種優秀可以彌補地產的大勢已去。

誠然，王石、董明珠、馬雲等企業家都非常優秀，但對應企業的成功，則首先是因爲商業模式好，其次是過去20年中國經濟大勢好，再次是管理層優秀，最後是他們也有點運氣成分。如果王石帶領的只是一家給開發商幹苦力的建築公司，董明珠只是管理一家家電零部件商，馬雲只是創立了一家快遞公司，他們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有如今的成就。

所以，我們在總結企業成敗和預測企業未來的時候，切不可本末倒置，在“命”“勢”“能”“運”的邏輯中，不要高估低維度的因素，也不要低估高維度的因素。正所謂沒有馬雲的時代，只有時代的馬雲，指的就是這個道理。對於個人來說，因爲大家內在客觀的“命”早已註定，所以多數人很難從“命”這個維度做努力，只能在“勢”“能”“運”的維度努力。所以經常聽到“選擇比努力重要”，體現的就是“勢”處於比“能”更高的維度。而“運”的維度則經常被演繹成尋找貴人。當然，如果存在能夠改“命”的機會，大家都會重視，體現在商業層面的特點就是暴利。比如，常說的給小孩賣補腦品的，給女人賣美容美顏的，給老人賣延年益壽的，就屬於簡單粗暴的改“命”生意

從命、勢、能、運的邏輯來看，好的投資，應該是從商業模式出發，選擇最好的商業模式，然後是在趨勢向好的階段，選擇管理層優秀的企業進行投資。像iPhone、微信、拼多多這種屬於全新的商業模式，大家知道商業模式的重要性。但對於大多數企業，商業模式是穩定不變的，是否還有必要從商業模式出發呢？簡單來說，商業模型決定的是企業賺的是什麼錢的問題，再傳統的行業和企業，商業模式也存在着很多維度的區別。

比如，在整個地產鏈條中，開發商是利潤分配的主宰者，建築商、建材商、裝修公司、設計院等單位是被主宰者。在大勢向好的時候，被主宰者喝點湯，肉留給開發商了。如果大勢不好的話，被主宰者就變成了被賴賬的，湯都沒有。還有一個典型是蘋果公司與其供應商，利益分配存在典型的優先、劣後特徵。當手機銷量好的時候，供應商們拿優先，賺點辛苦錢，大頭都留給了蘋果公司。當手機銷量不好的時候，蘋果公司變優先了，先保證蘋果的利潤，供應商們這時變成了劣後的虧損戶。所以會出現手機銷量好，供應商股價漲不過蘋果公司，手機銷量一旦變差，供應商股價跌得比蘋果公司快多了，成了典型的光有貝塔沒有阿爾法的股票。

這幾年A股流行價值股、白馬股投資，大部分長期漲得好的公司，其實在商業模式上多數是利潤分配的主宰者，比如伊利股份、海天味業、恆瑞醫藥、海康威視、萬科等。而被它們主宰的公司，長期大牛股出現得並不多。像東方雨虹、立訊精密這種被主宰者模式的優秀企業，對管理層能力的要求比前面這些主宰者模式的要求高多了。只有像重卡行業的梟雄譚旭光，做到了將濰柴從中國重汽的全資子公司變成了現在中國重汽的控股股東，也做到了發動機廠商成爲主宰者而整車廠成爲被分配者。因爲汽車行業一直以來都是整車廠作爲利潤分配的主宰者，所以A股的汽車零部件公司和汽車經銷公司中基本上沒有出現過大牛股。在這種模式下，如果出現了“逆天改命”，從被主宰地位變成主宰地位，那一定是值得珍惜的機會，比如寧德時代、恆立液壓、福耀玻璃等。

企業在不同階段，“命”“勢”“能”“運”的重要性也不盡相同，或者說在企業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裏，主導因素會發生變化。在早期創業階段，主要矛盾是“命”，即探索商業模式，努力形成穩定的盈利模式，是創業企業的頭等大事，至於管理、績效、KPI等不至於要命，但商業模式沒找到，就真的是要命了。

企業解決了生存問題後，就要考慮發展的問題，這個時候就要努力去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機會，也就是儘可能地乘風破浪，纔有可能快速成長。待企業足夠強壯，比如可以IPO了，甚至成爲行業主流後，管理、績效、成本控制、企業文化等精細化管理就成了主要矛盾。因爲外部市場能賺到的錢，大部分都被企業賺到了，接下來就需要向內部要效益了。

這樣就可以理解，一級市場投資者關注商業模式更多一些，而二級市場投資者關注企業治理、管理團隊更多一些。或者說，處於不同階段的企業，對外傳遞的信息是不一樣的。比如，與創業企業交流的時候，創業者應該不太會談及成本控制、KPI等問題，因爲他的精力主要在商業模式的搭建上，管理上的問題還沒有精力去想。而大型上市公司，管理層已經到了精細化的層面，他們也不會去談及商業模式，因爲商業模式早就已經定型了。比如，上海機場、長江電力、格力電器、伊利股份、萬科等。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商業模式都已經定型了，但並不是真的就只需要看管理了。從商業模式出發去研究企業，依然是有必要的。因爲時代車輪滾滾向前，商業模式沒有萬年不變的，創業企業前赴後繼，成功者都是在顛覆前人的基礎上崛起的，這就是破壞性創新。比如電商對蘇寧等零售業商業模式的破壞，微信對電信運營商模式的破壞，iPhone對手機、數碼相機、收音機、導航、手錶、計算器、錄音筆、MP3等的商業模式的破壞。機會與風險，就孕育在這些破壞性創新裏面。

最後提一點，投資的時候大家比較關注的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無論是在媒體層面還是在研究層面，貨幣政策被談及的頻次要比財政政策更多一些。如果從“命”與“勢”的維度來看，貨幣政策主要影響的是“勢”，而財政政策則更容易影響甚至改變企業的“命”，即商業模式。

比如，財政補貼讓新能源汽車的商業模式得以成立，關稅的調整則會改變免稅行業的商業模式。還有未來需要格外關注出口退稅的存廢，會影響到更多企業的商業模式。財政政策波及面不大，但影響深遠。

相比而言，貨幣政策波及面廣，影響有點像撒胡椒麪了。所以從投資的角度來說，我們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注需要區別對待。考慮到現狀是投資者們過度地關注了貨幣政策，所以建議投資者們可以適當地增加對財政政策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