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 堯望後勢，作者：張啓堯

前言：美國作爲全球科技發展的引領者，其科技行業的崛起有着特定的歷史背景。二戰以來美國的科技革命，既有美蘇爭霸的歷史進程倒逼、有國家政策的全力推動，也有完善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支撐、有鼓勵自由與創新的環境，更離不開資本市場的融資助力。歷史不可複製，每個時代、每個國家的發展都有各自的獨特性，但知古方能鑑今，美國科技行業的發展中仍有諸多必然性與可借鑑之處。

本篇系統性地回顧了20世紀下半葉對美國科技發展影響最爲深遠的兩件大事：美蘇爭霸與納斯達克，以更好地瞭解美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科創崛起的歷史，供投資者借鑑。

核心觀點

——回顧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史，美蘇在科技領域的爭奪極大促進了美國科技行業的發展，助力了以計算機、核能、航空航天等高科技行業爲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崛起，見證了美國科技稱霸之路。美國政府功不可沒，面對蘇聯在太空和軍事領域的領先優勢，耗資巨大的“阿波羅計劃”、NASA的成立等等，聯邦政府對科技的支持力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受益於美國政府與軍方，全社會創新浪潮涌現，以硅谷爲代表的衆多科創小企業如雨後春筍般誕生，此後又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開始從軍用走向民用，形成了政府-科研-產業富有成效的合作模式，提升了整個美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技術轉化能力，助力美國走向科技引領者的地位。

——回顧納斯達克的歷史，1971年誕生至今已有四十餘年，已經讓無數的科技夢想落地。美國科技巨頭誕生背後，資本的力量同樣不容忽視。無心插柳柳成蔭，納斯達克誕生之初只爲自動報價，卻憑藉着強大的制度優勢乘上了時代發展的快車道，與第三次科技浪潮相互成就，四十年時間內譜寫了美國科技發展史中的無數神話。從最初半導體時代的英特爾、到個人電腦時代的蘋果與微軟、到互聯網時代的雅虎與谷歌、到社交平臺Facebook、再到代表未來能源革命方向的特斯拉，四十年風雨，納斯達克緊緊跟上時代發展的脈絡，誕生出一批又一批的科技巨頭，讓無數創業者的夢想付諸現實，已然成爲美國乃至全球科技發展的重要支柱。

風險提示：數據統計誤差；歷史經驗不可比

報告正文

美蘇爭霸：科技崛起

1.1、一道鐵幕：半個世紀美蘇爭霸的開端

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冷戰是指1947年-1991年之間，美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爲主的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華沙條約組織爲主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政治、經濟、軍事鬥爭，核心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世界霸權”的爭奪。1946年溫斯頓·丘吉爾訪問美國，在這次訪問中他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裏亞海邊的的裏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拉開了冷戰序幕。1947年3月12日，美國杜魯門主義的出臺，標誌着冷戰開始。1955年華沙條約組織成立標誌着兩極格局的形成。經歷近半世紀鬥爭後，1991年蘇聯解體標誌着冷戰結束，“兩極格局”崩塌，“一超多強”建立。

具體來看，美蘇爭霸共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50年代到60年代，美蘇雙方既有緩和又有爭奪，優勢在美國。一方面，由於美蘇力量對比的消長，赫魯曉夫謀求蘇美合作，希望與美國共同主宰世界，開始以緩和姿態處理同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的關係，包括1955年簽訂對奧地利和約、1955年與聯邦德國建交、1959年赫魯曉夫訪美等事件，以緩和冷戰開始以來僵硬的美蘇關係，希望實現“美蘇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另一方面，1961年第二次柏林危機，蘇聯修築“柏林牆”，封鎖了東西柏林邊界，使美蘇關係更加緊張；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美國總統肯尼迪下令對古巴實行軍事封鎖，並進行戰爭威脅，蘇聯被迫撤走導彈，表明蘇聯開始走上同美國進行全球爭奪的道路。隨着蘇聯經濟和軍事實力的進一步增強和美國實力的相對削弱，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便愈演愈烈。50年代後期起，美蘇爭霸的格局逐漸形成。

第二階段：70年代蘇攻美守，兩國在緩和中爭奪霸權。70年代美國面臨內憂外患的困難局面，裏根稱這是一個“問題叢生和失去信心的年代”，越南戰爭削弱了美國實力，1970年、1974年和1980年出現多次經濟衰退，同時通脹高企、滯漲嚴重，且美元危機導致布林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美國全球地位被削弱。這個階段，美蘇關係相對緩和，兩國領導人在70年代舉行了5次會晤，共簽訂了100多個條約、協定，制定了指導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如1972年莫斯科會晤期間，雙方簽訂了第一階段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和簽署了蘇美《相互關係原則》。但與此同時，勃列日涅夫帶領蘇聯在緩和掩蓋下趁機加速擴張，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軍事實力，推行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積極進攻戰略。蘇聯對第三世界的軍事援助大大超過了經濟援助，70年代後期，蘇聯成爲世界頭號軍火商，其軍火輸出直接服務於向第三世界的擴張。1979年入侵阿富汗，標誌着蘇聯霸權主義政策發展到了頂點。

‍‍‍‍‍‍第三階段：80年代起美國全面反攻，蘇聯解體，美國最終贏得“冷戰”勝利。這十年是蘇聯走下坡路、乃至進入困難的谷底，裏根政府全面減稅下美國經濟迎來全面復甦，從防守轉爲對蘇全面反攻。1981年後裏根政府提出“重振國威”、“以實力求和平”口號，把遏制蘇聯作爲對外政策中心環節。美國開啓以高技術爲核心的新一輪軍備競賽，1983年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軍費開支從1981年的1710億美元增加至1986年的3760億元；在爭奪第三世界方面，其綜合運用軍事、外交、經濟和宣傳等手段，立足於小規模局部戰爭，打擊親蘇政權，並推進和加強美國在西方的領導地位。反觀蘇聯，70年代中後期開始蘇聯陷入停滯，政治經濟體制僵化，至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後，蘇聯、東歐形勢更是急轉直下，開始放棄爭奪軍事優勢的做法，轉爲裁減軍備，從對外擴張轉向全面收縮。1989年布什政府的“超越遏制”戰略達到了預定目標，1991年12月25日，伴隨戈爾巴喬夫的下臺，蘇聯最終解體，長達半世紀的世界霸權之爭以美國的勝利宣告結束。

1.2、一顆衛星：激起科技爭霸千層浪‍‍‍‍‍‍‍‍

冷戰之所以稱爲“冷”戰，指的就是長達半世紀的美蘇爭霸並非通過純武力方式，而是通過軍備競賽、科技競賽、太空競賽等“冷”方式進行，由此直接推動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崛起，見證了美國科技稱霸之路。儘管美蘇兩國冷戰使國際形勢和國際關係長期處於緊張狀態中，局部戰爭不斷，給美蘇兩國及其他許多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局勢帶來重大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美蘇爭霸推動了全球尤其是美國科技行業的發展，加快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進程，推動了航天、核能、電子和生物工程等高科技行業的崛起，也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回顧美蘇科技爭霸的歷史，要從震驚整個美國的一顆衛星說起。1957年10月4日，蘇聯宣佈成功把世界上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顆繞地球運行的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送入軌道。美國知道蘇聯正在研製衛星，但無人料到這麼快就能發射成功。蘇聯的衛星重185磅，比美國人自己研製的要大得多。1957年12月6日，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滿懷信心地發射了一枚攜帶一顆小型衛星的“先鋒號”火箭，可是升空後爆炸。此後，1957年11月3日，蘇聯又發射了一顆重量是此前6倍的衛星，而且還攜帶了一隻狗。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乘坐東方1號宇宙飛船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載人宇宙飛行，實現了人類進入太空的願望。蘇聯在太空領域的成就令美國整個國家震驚，衛星辯論很快成爲一場廣泛的政治爭論，美國即將被蘇聯趕超的言論甚囂塵上。

其實不僅是太空領域，二戰後到50年代初期，蘇聯在覈武器、遠程火箭等高科技領域以及軍事裝備都極大地威脅了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蘇聯在1949年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與美國核武器的差距大幅縮小。自從美國奪取全球領先地位以來，這是首次在具有明顯的軍事和戰略影響的關鍵新技術方面落後，這極大地威脅了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此後1954年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電站，開始核能的和平利用。至1980年前後，蘇聯的核彈數量巔峯時候接近四萬顆，總體的核武器能力超過美國。與此同時，80年代初蘇聯總兵力、軍費支出、坦克、作戰飛機、各種作戰艦艇均超過美國。在1981年9月，蘇聯曾舉辦了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代號“西方-81”的軍事演習。蘇聯舉全國之力發展的軍事軍工科技航天領先世界，面對蘇聯的強大，不僅美國，西方各國都得了“恐蘇症”。

赫魯曉夫一句“我們會埋葬你們”，彰顯出蘇聯與美國抗衡的底氣。1956 年，蘇聯的領導人赫魯曉夫在對西方外交官的一次演說中，狂妄地說出震驚世界的名言“我們將埋葬你們”，在1961年的聯合國大會上，赫魯曉夫直接脫下皮鞋敲打桌子，可見蘇聯的實力與霸道。的確，蘇聯在20世紀世界舞臺上發揮舉足輕重的重大作用，在科技領域、軍事領域與美國並駕齊驅，大量科技力量和成果集中在覈武器、導彈、原子能、空間技術等尖端部門。

面對蘇聯的囂張氣焰，美國陷入了被蘇聯趕超的恐懼中，全球霸主地位面臨威脅，尤其是蘇聯的第一顆衛星發射成功，像一根導火索，點燃了美國大力發展科技的雄心，首當其衝的便是太空領域的爭奪。

1.3、“阿波羅計劃”：美國科技爭霸的縮影

追溯這段歷史之前，有必要簡單回顧下冷戰前美國的科技發展歷程，便於更好理解蘇聯的威脅爲何對美國會有如此大的震懾力。

美國自19世紀以來一直是全球創新的引領者。在19世紀，美國創新曾經領跑於鐵路、鋼鐵、汽車、電力和無線電領域。在20世紀，隨着科學進步，美國加強了其在原子能、計算機、噴氣式飛機、微電子和衛星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任何重大技術的快速變革，都離不開美國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戰後期，兩枚原子彈橫空出世，標誌着美國軍事力量實現跨越式突破。二戰開始之際，美國軍事技術嚴重落後。英法聯軍被軍事技術先進的德國利用閃電戰、重武器等方式，被迫進行敦刻爾克大撤退。彼時美國軍事技術嚴重落後，1939年美國僅能造出6輛中型坦克，魚雷在深度控制和探測系統方面存在嚴重缺陷，許多魚雷在命中目標時不能引爆，這很難與德國抗衡。40年代初，美國政府大力支持科研，美國通過研發和快速部署先進的雷達、精準的雷管、更加高效的戰艦、自動火力控制系統、兩棲裝甲車和高性能戰機，徹底扭轉了戰局。兩枚新技術原子彈的爆炸直接終結了日本的侵略之路，也意味着美國軍事和科技力量的崛起。

二戰結束後，美國坐上全球霸主的寶座。二戰讓歐亞大陸的列強元氣大傷，孤懸海外的美國最終取代了歐洲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地位，進入了巔峯時期。美國戰後經濟騰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美國依靠推行馬歇爾計劃支援歐洲重建，將大量資本和商品出口到歐洲市場，對衝了國內戰後需求萎縮、產能過剩的矛盾，美國企業自此也開始走向世界搶佔國際市場；二是戰後居民消費潛力大幅釋放，中產階級的崛起和嬰兒潮的出現拉動國內總需求再上臺階。蘇聯之外，幾乎沒有國家可以與之抗衡。

因此，蘇聯的第一顆衛星發射成功，反映的是蘇聯整體實力的崛起，這極大地威脅了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面對蘇聯太空領域的領先優勢，美國迅速展開了以太空領域爲代表的科技爭霸，聯邦政府對科技的支持力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爲顯著的代表便是美國研發投入的大幅增長，美國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在二戰期間僅從1940年的0.5%提升至1945年的0.9%，但50年代以來迎來美國歷史上研發投入增長最快的時代，至1967年前後，這個比例已經增長至2.9%。這段時期的研發投入主要來自聯邦政府，且研發投入明顯航空航天領域傾斜，航空航天佔研發投入的比重在1966年達到33%的極高佔比，短短五年時間內提升了30%。有了政府的全力支持，科技領域的爭霸蓄勢而發。

耗資巨大的“阿波羅計劃”成爲美國在太空領域爭霸的主戰場。蘇聯衛星的發射與加加林載人宇宙飛行的威脅下，美國全方位加大對太空領域的投入，尤其必須實現具有極高難度的載人登月任務。1958年10月1日，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掛牌營業，NASA是美國聯邦政府的一個政府機構，負責美國的太空計劃。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總統要求國會承諾在10年內實現載人登月，阿波羅計劃橫空出世。阿波羅計劃是指美國在1961年到1972年組織實施的一系列載人登月飛行任務，歷時11年，耗資255億美元，是二戰時期原子彈研製計劃——曼哈頓計劃的10倍。在工程高峯時期，參加工程的有2萬家企業、200多所大學和80多個科研機構，總人數超過30萬人。最終計劃成功實現，阿姆斯特朗於1969年7月21日時成爲了第一個踏上月球的宇航員，此後1969年11月至1972年12月共有12名宇航員均登月成功，經過長達十年的投入，美國在太空領域最終實現了對蘇聯的趕超。

“阿波羅計劃”成爲美蘇爭霸格局下美國政府強力支持科技創新的一個縮影，實際上不僅太空領域，其他高科技領域也得到極大的發展，20世紀50~60年代美國迎來政府支持下的研發熱潮，政府及軍方作爲最重要的買家，爲創新成果的量產提供保障，極大推動了計算機、半導體、通信、飛機、醫學等行業的發展。

一是美國多個國家級科技部門成立，意味着科技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支持。1946年，美國成立了國內最大的科學實體——原子能委員會。1950年，國會通過立法成立了國家科學基金會，這是一個專門資助基礎研究的聯邦機構。1951年，美國設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1957年開始任命總統科學技術特別助理。爲1958年2月，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成立，直接對國防部高層負責、負責研發用於軍事用途的高科技，肩負起防止美國遭受如同“斯普特尼克”發射的科技突破的重任。1958年10月1日，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掛牌營業，是美國聯邦政府的一個政府機構，專門負責美國的太空計劃。1959年，美國又成立了聯邦科學技術委員會，它是國家科技的最高決策機關，由總統科學技術特別助理兼任主席，委員由各內閣部長和美國科學基金會的高級官員組成，目的是全面加強科研工作的領導與協調。1976年，白宮設立科技政策辦公室。1993年，設立國家科學委員會，總統親自任主席，政府各主要部門的首腦均爲委員，以便強化聯邦政府對科技的領導。

二是美國對大學等研究機構的空前資助，一大批科學家由此誕生，並建立了私營部門、聯邦政府和大學之間直接的富有成效的合作模式。二戰時期範內瓦·布什開創了美國政府直接資助科研的傳統，促進了美國二戰前後科技創新的繁榮。1957年11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宣佈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詹姆斯基裏安將成爲有史以來第一位總統科學顧問，未來進一步落實範內瓦布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提議：在研究上投入大量資金，同時培養更多的科學家。1958年《國防教育法》確立了聯邦政府爲高等教育提供資金的合法性，併爲學生低息貸款提供了大量資金，促進了公立和私立院校的發展。在第一顆人造衛星升空之後的十年內，聯邦對大學的研究資助經通貨膨脹因素調整後增長了4倍多；在能授予博士學位的大學裏，學術研究人員從2.5萬人增加到4.6萬人；全國2734所學院和大學中，90%以上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聯邦財政支持。其中，美國政府大量增加的研究經費，主要的受益者就是東海岸的麻省理工學院和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是“戰時研究合同的最大接單者”。

三是美國政府及軍方一直以來都是研究成果的最強買家，極大推動創新成果的轉化。軍方在產業培育過程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新技術過於昂貴、而且不穩定，軍方是唯一願意做新技術嘗試而又不講價錢的買家。冷戰更加強調技術領域的爭奪，在促使美國政府投資科研方面，冷戰顯然具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強的推動力。

• 第一臺電子計算機由美國軍方定製。今天計算機幾乎所有功能都來源於政府在早期階段的資助。1946年2月14日，由美國軍方定製的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電子數字積分計算機”（ENIAC）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問世了，是美國奧伯丁武器試驗場爲了滿足計算彈道需要而研製成的，這臺計算器使用了17840支電子管，大小爲80英尺×8英尺，重達28噸，功耗爲170kW，其運算速度爲每秒5000次的加法運算，造價約爲487000美元。ENIAC的問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表明電子計算機時代的到來。1966年，全美有2623臺計算機，其中1967臺爲國防部所有。今天計算機幾乎所有功能都來源於政府在早期階段的資助。海軍研究辦公室、空軍和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資助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開發了麥金塔（Mac）計算機，資助Windows操作系統。在20世紀50年代，大約有80個不同的機構生產計算機。軍工和國防承包商以購買或其他方式支付了這些機構生產的所有第一批次機器的費用。

• 集成電路早期最重要的客戶是美國政府及軍方。晶體管於1947年在貝爾實驗室發明，在1949-1958年，貝爾實驗室半導體研究預算的25%由軍方資助。1959年，美國85%的電子研究由聯邦政府資助，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國防部資助了近一半的半導體研發經費。NASA和軍方是半導體晶體管早期最重要的客戶，20世紀60年代初，空軍決定在“民兵2型”導彈中使用集成電路，1965年空軍採購佔銷售額的20%，1965年，商業計算機才使用集成電路。阿波羅計劃也大量使用了集成電路，NASA一直使用模擬計算機，阿波羅計劃要求麻省理工學院的儀器實驗室建造一臺數字計算機，阿波羅導航計算機（AGC）是第一臺使用集成電路的計算機，它要用4000多片集成電路，佔全球集成電路市場相當大的比重。

• 衛星、火箭、雷達等更是直接誕生於美蘇太空領域爭奪。從蘇聯的第一顆衛星發射成功之後，截止1976年，蘇聯共發射1357顆衛星，美國也發射了888顆衛星。耗資巨大的“阿波羅計劃”的經費來源主要是美國政府。作爲政府支持的戰時航天計劃的直接延續，美國擴大了下一代噴氣機飛行技術的應用規模。噴氣式飛機的早期發動機是在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開發的，最初是爲了軍用。1953年，波音公司在軍用研發的基礎上，推出了波音KC-135加油機，又生產了四引擎707客機，1969年的747機型，到20世紀80年代初，波音公司成爲美國的主要出口商之一。雷達擁有最長的衍生產品列表，現代商業航空旅行經由美國各地的數百個雷達系統才能實現，天氣預報中的許多有用信息也要通過某種氣象雷達獲得，數字計算機的陰極射線管和存儲器是二戰時期雷達系統的“直系後代”，微波電話和早期電視網絡也得益於雷達技術的大力幫助。

1.4、硅谷和NASA：技術軍轉民的最佳示範

美蘇科技爭霸催生的大量的衛星、火箭、計算機、半導體等高科技，並沒有侷限在軍事和航天領域，在美國政府的推動下，技術從軍用到民用的轉化如火如荼地展開，全社會創新浪潮襲來，技術軍轉民成爲美國科技發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硅谷就是美國科技工業走出軍事色彩、開始轉向民用驅動的產物，從最初的無線電到後來的半導體、再到計算機、軟件、互聯網等，硅谷的高科技歷史可以看做是一個受益於技術軍轉民的最佳示範，也是政府進行整體幹預的完美案例。

硅谷得名之前，舊金山灣區一直是美國海軍的研發基地，無線電產業在美國海軍和政府的支持下發展壯大，對後來硅谷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1912年，斯坦福校友西裏爾·埃爾威爾創辦的鮑爾森無線電話與電報公司（後改名爲聯邦電報公司）的無線電技術贏得了無線電通信的最大用戶——美國海軍的合同，意味着第一個商用的無線電報首先在美國開發成功，後來並創造出第一個全球無線通信系統。一戰期間，埃爾威爾的無線電技術成爲美國海軍通信的支柱，美國海軍在全世界設立了無線通信站，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驕傲地向歐洲、遠東和拉丁美洲發表實況轉播的講話。一戰後，無線電技術作爲戰略性的國防技術，美國政府強令通用電氣（GE）買下了英國馬可尼公司的業務，併成立新公司——美國無線電公司（RCA）買下最重要的無線電技術專利。1920年前後，無線電產業在全美逐漸普及，收音機數量從1920年的5000臺增長至1924年的2500萬臺，舊金山灣區也成爲了最大的業餘無線電愛好者，無線電報協會、業餘電臺、諸多小公司在此誕生，如海因茨-考夫曼公司、利頓工程實驗室、艾麥克公司、費舍爾研究實驗室，成爲灣區的初創公司和機構，也成爲後來硅谷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的基石。

二戰期間，蓬勃發展的國防工業帶給灣區的高科技企業豐厚的盈利，使一些小公司躋身大公司行列。二戰中新技術的培育，令灣區受益匪淺。除了無線電在二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2年，美國政府推出研製核彈的“曼哈頓計劃”，任命的便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羅伯特·奧本海默爲該項目負責人，日本的兩枚原子彈便是出自於此。位於舊金山的達爾馬研製的第一臺機載雷達天線爲美國空軍贏得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達爾馬-維克多公司從簡單電器製造店成長爲重要的國防承包商。

冷戰成爲電子行業發展的動力源，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硅谷嶄露頭角。這裏不得不提的是“硅谷之父”、斯坦福大學前校長弗雷德·特曼。得益於特曼的導師範內瓦布什建立的政府直接資助高校科研的機制，特曼依靠與美國軍方、尤其是新成立的海軍研究辦公室的關係，資助創立了一個新的電子研究實驗室。冷戰開始後，尤其是蘇聯第一顆衛星成功發射後，美國政府迅速增加研究經費，海軍研究辦公室對電子技術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斯坦福大學成爲主要受益者之一。1951年開始，特曼推動斯坦福大學成立了斯坦福工業園，成爲世界上第一個高校工業區，他將政府-科研-產業完美融合在一起，極大推動了科研成果的轉化，其構建的斯坦福工業園奠定了硅谷電子產業的基礎。

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硅谷的半導體業和計算機業迎來最好的發展時機，仙童“八叛徒”開創了硅谷的半導體時代。1955年特曼將此前的應用電子實驗室、電子研究實驗室合併成系統工程實驗室，專注於電子戰的研究。“晶體管之父”威廉·肖克利離開貝爾實驗室創立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1957年10月，“八叛徒”出走建立了仙童半導體公司，其核心能力是拋棄業界一直使用的鍺，轉而採用廉價、無處不在的硅來製造晶體管。儘管背叛了肖克利，但仙童的成立極大推動了硅谷的集成電路、存儲器和半導體行業。從1959年開始，就陸續有人從仙童“叛逃”出去創業了，先是其總經理帶領八名員工創辦了半導體公司 Rheem，再到“八叛徒”的拉斯特、霍爾尼和羅伯茨三人創辦了 Amelco，克萊納出去搞起了風險投資公司 KPCB，最後“八叛徒”之首的諾伊斯和摩爾也帶着安迪·格魯夫離開了仙童創辦了後來的英特爾。“八叛徒”走完後，仙童開始沒落，雖然仙童沒有成爲像 IBM、GE、AT&T 這樣的“巨無霸”，但是它的種子撒遍了整個半導體行業，1969年硅谷的一次半導體峯會上，400多名參會者只有24名不是仙童的前僱員。

六七十年代起，硅谷褪去軍事色彩、走向民用，成爲技術軍轉民的最佳示範。從無線電到晶體管，再到集成電路，硅谷的崛起離不開美國政府及軍隊的支持，冷戰時期成爲重要的戰略基地，被賦予了濃厚的軍事色彩，也爲未來科技行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石。六七十年代以後硅谷逐漸褪去軍事色彩、走向民用，成爲全美甚至世界最重要的高新技術創新和發展的開創者和中心。硅谷的成就遠不止半導體，後來個人電腦、軟件產業和互聯網產業亦成爲硅谷的支柱產業，誕生了惠普、英特爾、AMD、施樂、蘋果、甲骨文、思科、谷歌、雅虎、Facebook、特斯拉等科技巨頭。20世紀70年代，施樂硅谷研發中心是當時美國最成功的公司研究所，在Alto個人電腦、GUI（圖形界面），以太網和激光打印機等領域都有開創性的貢獻，現今的許多著名企業都得益於施樂公司的研究。我們熟知的蘋果、谷歌、Facebook等在各自領域的成就，更是一目瞭然。

時至今日，硅谷成爲美國經濟及科技發展的引擎。作爲硅谷的人才輸送源頭，斯坦福大學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成爲全球諾貝爾獲獎者最多的高校之一，分別有84位（截止2020年10月）和110位（2021月4月）。受益於技術的發展，硅谷的GDP佔比在過去20年內持續擡升，2019年佔美國GDP比例爲2.18%。2019年硅谷人均GDP達到12.1萬美元，大幅超過美國人均GDP的5.6萬美元。

硅谷是當時美國科技行業發展的一個縮影，硅谷的企業大多是私營企業，在美國軍方的支持下發展壯大、並拓展其技術與應用到了全社會。除此之外，冷戰催生的一系列軍事和航天技術，在美國政府主導的軍轉民政策下，也成功實現了軍民融合，典型代表便是NASA。

美國二戰以來共有四次軍轉民。美國既是世界軍事最發達的國家，也是最早注意到把軍事技術轉移到民用生產部門的國家。1950年前後美國建立的國防科技工業體系是軍民融合的一個典型代表，以國防部爲主導、以私營企業爲主體、以市場爲基礎，寓軍於民、軍民結合。二戰後四次軍轉民分別發生於二戰結束後美國首次大規模軍轉民、朝鮮戰爭後美國的轉產與調整計劃、越南戰爭後軍轉民、冷戰後美國的軍工轉產與經濟調整。

冷戰後期的軍轉民的影響最爲深刻。第四次軍轉民計劃中美國政府出臺了諸多政策大力推動：1980年《斯蒂文森-威德勒技術轉讓法》“爲充分運用政府在科研方面的投資，政府應努力將其技術轉讓給州、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並強制性推動了NASA的技術轉讓；1985年，美國國防部長和總統經濟調整委員會向國會提交了《經濟調整與轉向》的報告，闡述了“軍轉民”的途徑與政策；1992年美國提出國防轉產，通過了《1992財年國防部撥款法》、《國防轉產、再投資、過渡援助法》、《1993年國防授權法》，設立了跨部門的國家國防工業基礎委員會，其任務是指導國防轉產計劃的實施；1993年，克林頓政府宣佈“軍轉民”的五年計劃，確定1993-1997財年撥款約200億美元用於“軍轉民”；1996年，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發布《技術與國家利益》政策，首次將軍民融合戰略上升爲國家戰略。

冷戰期間負責太空計劃的NASA，成爲美國技術轉移最具代表性的機構，將航天科技創新和研究成果廣泛地應用於民用科技領域。1973年，NASA開始嘗試將航空航天技術向民用領域轉移，成爲美國最早開展軍民技術轉移的政府部門之一。同年，NASA發佈了《技術應用項目報告》，由於社會各界對該報告興趣濃厚，NASA決定每年發佈此報告，發佈成果報告成爲NASA開展技術轉移的特色之一。1976年，NASA將《技術應用項目報告》更名爲《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軍轉民技術》，每年選取約50項軍轉民技術編入報告，介紹這些技術的研發背景、應用前景、技術轉移方式，以及與小企業合作將新技術引入民用領域等情況。NASA在2012年底發佈了自2013年開始實行的技術轉移五年規劃，旨在支撐基礎性的技術轉移項目，並通過內部研究和外部反饋從而逐步規範、改進和完善技術轉移流程。

NASA的技術轉移主要通過技術轉移機構、以及通過小企業創新研究SBIR/小企業技術轉移STTR計劃支持區域內小企業創新。NASA技術轉移由10個研發中心的技術轉移辦公室負責，以各自區域爲主開展具體工作，此外，NASA對美國國家技術轉移中心下轄的六大區域技術轉移中心進行資助和管理，將當地國家實驗室、大學和科研機構組成網絡，組織和協助美國工業界參與、利用和商業化NASA的研究項目和技術。在“技術轉讓計劃”之外，NASA還在聯邦的SBIR和STTR機制下向中小企業轉移航天技術，近五年NASA計劃投資金額年均在2億美元以上，2015年支持了全美525個項目、分佈在32個州。

自1976年以來，NASA《Spinoff》已經介紹了2,000多個衍生產品，其致力於推動技術的商業化，涉及消費、能源與環境、醫療健康、工業、信息技術、公共安全、交通運輸等各個領域。NASA每年發佈衍生技術應用的《Spinoff》報告，以《Spinoff 2016》爲例，2015年NASA共發佈新的商業和評估標準64項，所擁有專利的應用領域達到111個，專利新授權804項，與商業界、工業界合作夥伴簽訂軟件使用協議1984項等。報告還公佈了NASA在2015年完成的52項商業化航天轉民用技術項目，除其中1項技術來源於太空技術委員會外，其餘均爲NASA下屬10個研發中心利用機構自身在開展宇航和太空探索任務中形成的新技術而開展的轉化應用成果。這51項技術轉移項目，按應用領域可劃分爲醫藥健康交通運輸，公共安全、消費品、能源環保、電子信息和工業產品等七大領域，從太空技術向民用的轉換成果頗豐。GPS、太空筆、各類傳感器、計算機、飛機、無人機、絕緣材料等等各方面的技術中NASA都有着不可磨滅的功勞。

1.5、半世紀美蘇爭霸：助力科技崛起

至此，回顧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史，美蘇在科技領域的爭奪極大促進了美國科技行業的發展，直接推動了以計算機、核能、航空航天等高科技行業爲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崛起，見證了美國科技稱霸之路，美國政府功不可沒。面對蘇聯在太空和軍事領域的領先優勢，耗資巨大的“阿波羅計劃”、NASA的成立等等，聯邦政府對科技的支持力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受益於美國政府與軍方，全社會創新浪潮涌現，以硅谷爲代表的衆多科創小企業如雨後春筍般誕生，此後又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開始從軍用走向民用，形成了政府-科研-產業富有成效的合作模式，提升了整個美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技術轉化能力，助力美國走向科技引領者的地位。

當然，科技的崛起絕不止有美蘇爭霸與政府力量的推動，提到美國科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FAAMG爲代表的科技巨頭，而這些巨頭誕生背後，資本的力量同樣不容忽視。

納斯達克：讓科技夢想落地

2.1、風險投資：納斯達克的後備軍

翻開納斯達克的歷史之前，不得不提的是美國的風險投資，這是一批讓夢想初步落地的機構，也爲納斯達克的崛起提供了充沛的後備資源。美蘇科技爭霸下，美國舉全國之力扶持中小科技企業，自上而下推動全民創新，不僅催生了以硅谷爲代表的一大批科創企業的誕生，也爲美國培養了一大批創業家和風險投資家，風險投資成爲美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孵化器”，納斯達克得以接力實現夢想真正的落地。

美國的風險投資發展歷史最長、規模最大、機制最完善。儘管二戰前後美國風險投資有了初步的發展，但第一次快速發展仍要歸功於太空爭霸時期1958年美國推出的《小企業投資法案》，此後風險投資在80年代後迎來了成熟和繁榮階段。

• 1958年之前風險投資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美國第一傢俱有現代意義的風險投資公司是被稱爲“風險投資者之父”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喬治·多羅特於1946年創建的美國研究與開發公司(ARD)，它的誕生是風險投資發展的裏程碑，但這段時期發展較爲緩慢。

• 1958年至1960年代末風險投資步入第一次快速發展階段。1957年，蘇聯發射了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震動了美國，爲了奪取科技和軍事優勢，全美從上到下扶持中小科技企業，舉國推動創新。國會迅速於1958年通過《小企業投資法案》，建立了中小企業投資公司（SBIC）制度，政府承諾，金融機構給初創公司每投資1美元，政府就投資3美元，這極大促進了風險投資的發展，1960-1962年有585家SBIC批準成立，戴維斯-洛克、德雷珀-蓋瑟-安德森、薩特-希爾等等著名的風投公司涌現，在此後10年內，美國絕大多數的風險投資資金都來自於這項計劃，硅谷的企業是這項計劃的主要受益者。但60年代末開始由於股市下跌、石油危機等使得風險投資進入停滯。

• 70年代開始，新興企業的再度崛起使得風險投資迎來複蘇，80年代開始進入了長期繁榮階段。1978年美國勞工部對《僱員退休收入保障法》重新解釋養老金可以投資於風險資本市場，養老金巨大的體量帶來了風險資本的大量供給。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小企業股權投資促進法》以政府信用爲SBIC公開發行長期債券提供擔保，疊加納斯達克小型資本市場成立，風險資本退出更加便捷。90年代中期以來，風險投資得到迅速發展，風險投資規模在2000年達到高峯後，近20年迎來穩步發展，2020年美國風投融資達到1300億美元的創紀錄高位，而且這已是美國風險投資連續三年融資額超過1000億美元，穩居全球第一的位置。

美國的風險投資與以納斯達克爲代表的交易所相輔相成，在冷戰及之後的美國科技發展史中佔據不可替代的地位。交易所爲風險投資提供了便利的退出渠道，而風險投資助力企業實現從0到1的突破，進而爲交易所源源不斷地輸送大量有潛力發展壯大的企業。蘋果、雅虎、英特爾、Facebook等等，無一不是受益於風險資本的助力。

2.2、制度優勢：霸榜科技資源的利器

無心插柳柳成蔭，納斯達克誕生之初只爲自動報價，卻憑藉着強大的制度優勢，與科技行業相互成就，四十年時間內譜寫了美國科技發展史中的無數神話。

大量初創企業的誕生與混亂的場外交易盛行，納斯達克於1971年2月8日應運而生。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美蘇科技爭霸催生了第三次科技浪潮來襲，科創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崛起，誕生了巨大的交易需求，但只有符合較高上市標準的大型公司能夠在紐交所公開上市，大部分小型公司無法滿足紐交所上市條件，只能選擇在場外交易市場OTC交易，60年代全美國充斥着幾十家證券交易所。這些場外交易沒有專門的制度和規範，市場管理混亂、缺乏透明度、充滿了內幕交易。爲了規範混亂的場外交易市場和提高市場信息的透明度，美國證券與交易委員會（SEC）提出建立自動化股票交易機制，並責成美國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NASD）具體負責實施。1968年，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自動報價系統-納斯達克（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System，NASDAQ）開始試運行，並於1971年2月8日正式開始運轉，對2500多個場外交易的證券進行報價。納斯達克同時也成爲了世界上第一個電子交易的股票市場。

但成立之初納斯達克沒有交易大廳，只有單純的自動報價系統，這還遠遠算不上一家交易所。幾乎無門檻且簡易的上市條件，爲中小企業提供了較爲容易且公開的融資渠道，但是相應的帶來的問題就是好壞難辨。1975年以前，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魚龍混雜，無論是相對優質的企業還是沒有任何發展的公司都在同一個市場板塊，不僅不利於板塊整體的發展，還會誤導投資人，給投資人造成了極大的不便。而且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正處於科技變革的重要時期，以硅谷爲代表的科技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如何更好的提供融資服務成爲了納斯達克需要面臨的重大議題。

1975年，納斯達克建立了第一套上市標準，正式把上市股票與場外交易的股票分開，標誌着其歷史使命開始從“自動報價系統”轉變爲初具雛形的“交易所”。納斯達克對掛牌公司的總資產、股本及資本公積、公衆持股數、股東數及做市商數量提出了要求，只有達到標準纔可以申請在納斯達克掛牌交易。通過設置上市標準，納斯達克將自己與OTC市場區別開，成爲一個完全獨立的上市場所。這解決了上市公司魚龍混雜，質量層次不齊的問題，降低了不具備融資資格的企業所帶來的市場風險。隨着掛牌證券在質量和數量上的大大增加，場外交易日趨活躍，納斯達克也逐步將服務對象定位於中小型高科技成長型企業，並針對其特點在企業規模、盈利記錄等方面降低上市標準。

1982年，納斯達克“全國市場—常規市場”分層制度正式建立，多元化融資標準確立。從80年代開始，美國大力發展信息技術產業，納斯達克很快嗅到機會，爲了與紐交所以及美國交易所爭奪上市公司資源，同時進一步吸引優質的公司，納斯達克於1982年提出了進一步的分層計劃。納斯達克開發出了全國市場系統，設置了一套更高的上市標準，對納斯達克當前存在的股票進行分層，納斯達克選擇40只規模大、交易活躍的股票劃入新設置的“納斯達克全國市場”；其它不滿足全國市場上市標準的股票組成的市場被稱爲“納斯達克常規市場”（Regular NASDAQ Market）。納斯達克全球市場針對世界範圍內規模較大、交易較活躍的企業，不滿足在全球市場上市標準的企業進行納斯達克常規市場，1992年常規市場改稱納斯達克小型資本市場（NASDAQ SmallCap Market），針對新興的高成長中小企業。

納斯達克分層標準建立後，掛牌企業出現井噴，“科技交易所”的定位也更加明晰。80年代後的納斯達克的分層制度，爲優質企業創造了更多的融資機會，通過層層遞進，不斷將優質的公司提升至更高的層次，獲得更高的估值，爲優質的公司提供更好的融資機會和發展。內部分層後，納斯達克IPO的數量井噴，全國市場首批納入40只交易活躍股票，到1983年，全國市場掛牌股票數量達到682只，1985年一躍增加至2194只。這一階段納斯達克的年均上市數量力壓紐交所，80年代IPO數量年均140只，是紐交所的3倍。並且兩個交易所上市行業差異也十分明顯，紐交所主要以工業、消費品和金融等傳統行業爲主，納斯達克則主要是信息科技公司。這爲90年代的互聯網浪潮奠定了基礎，思科、雅虎、網景、eBay、亞馬遜、谷歌在90年代相繼登陸納斯達克，在1997年10月28日，納斯達克的日交易量爲13.5億股，成爲第一個日交易量超過10億股的股票市場，2000年互聯網泡沫更是納斯達克崛起的真實寫照。

2006年納斯達克分層制度再度改進，“全球精選市場-全球市場-資本市場”三層架構形成，納斯達克經SEC批準正式成爲全國性證券交易所。2006年開始，全球交易所收購兼併熱潮興起，紐交所也積極吸引信息技術類上市公司，同納斯達克展開了激烈競爭。2006年1月16日，納斯達克獲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批準成爲全國性證券交易所，並於4月1日正式運行，納斯達克分層制度再次改進，正式分爲三個板塊，分別爲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針對全球範圍內大型市值公司，上市標準基本照搬了紐交所當時的上市要求，對市值、流動性和收益提出了要求，但門檻值略高於紐交所，綜合來看成爲全球最高的掛牌標準；納斯達克全球市場針對中型市值公司，需滿足較嚴格的財務指標、流動性標準及公司治理標準等；納斯達克資本市場，針對市值較小公司，上市標準相對較低。經過分層，有1187家掛牌公司被劃分至全球精選市場，剩餘1479家公司在全球市場掛牌，527家公司在資本市場掛牌。

納斯達克的制度優勢，吸引了大批的科創企業奔赴上市，成爲其霸榜全球科技資源的利器。一是納斯達克彌補了風投資本到IPO融資道路的空白，設立了適宜中小企業的創新制度。二是納斯達克通過分層和轉板機制，優中選優，爲不同層級的公司提供不同的融資服務。三是動態的上市條件調整制度。納斯達克從早期單一的形式（資產+利潤），逐漸過渡到多種標準多元化組合，綜合考慮經營年限、淨利潤、收入和市值等多維度。因地制宜的考慮經濟發展從而調整上市條件，進一步吸納了更多企業通過納斯達克的孵化走向國際。四是全球化發展機制。納斯達克最早將電腦交易網絡向全球擴展，面向全球投資者開放。納斯達克利用各種渠道吸引來自世界各地證券機構的投資資金參與市場運作，並將所有證券報價和最新交易信息傳送給位於世界各地的交易商、基金經理和經紀人，極大的提高了納斯達克市場交易的流動性。

2.3、四十年風雨：讓無數科技夢想落地

回顧納斯達克的歷史，1971年誕生至今已有四十餘年，已經讓無數的科技夢想落地。誕生時便自帶科技屬性，受益於第三次科技浪潮，也憑藉自身制度的推陳出新乘上了時代發展的快車道。從最初半導體時代的英特爾、到個人電腦時代的蘋果與微軟、到互聯網時代的雅虎與谷歌、到社交平臺Facebook、再到代表未來能源革命方向的特斯拉，四十年風雨，納斯達克緊緊跟上時代發展的脈絡，誕生了FAAMG這樣的科技巨頭，讓無數創業者的夢想付諸現實，已然成爲美國乃至全球科技發展的重要支柱。

如今，納斯達克也已經成長爲全球第二大交易所。截止當前，納斯達克共有接近4000家上市股票，總市值達到25萬億美元，成爲僅次於紐交所的全球第二大交易所。正是得益於美國科技的崛起與制度的推陳出新，兩者相互成就。納斯達克科技巨頭林立，納斯達克及時爲這批企業提供了上市渠道，使他們得以飛速發展，而這批企業爲納斯達克市場積攢了良好聲譽，讓其可以在爲來的幾十年裏不斷吸引同樣能夠引領潮流的企業。

因此，回望過去半個多世紀，覆盤美國科技行業的崛起之路，既有美蘇爭霸的歷史進程倒逼、又有美國政府舉全國之力的政策推動，更離不開以納斯達克爲代表的資本市場的融資助力，且不僅限於此，多重因素共同鑄就了美國的科技領先地位，誕生了一批又一批引領全球創新的科技巨頭。

風險提示

關注全球資本回流美國超預期，中美博弈超預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