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 高瑞東宏觀筆記，作者： 高瑞東 楊康
核心觀點
核心觀點：
在全球碳中和加速推進下，我們正處於一輪全球能源大變革中。2014年6月，總書記就提出，面對能源供需格局新變化、國際能源發展新趨勢，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必須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及，要深入推動能源革命，加快建設能源強國。
那麼在這場革命中，歐盟、美國與中國戰略表態的背後有何深意？全球各國未來的利益爭奪點在哪些領域？本報吿從政治、經濟、能源等三個角度來進行全方位解讀。
1、氣候議題本質是一場全球政治與經濟博弈
全球氣候戰略的制定和形成要從國際互動關係來入手和分析。從博弈論的角度，全球各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並不是一場“囚徒困境”，而是“智豬博弈”。在這場博弈中，要想達到最優，佔有更多資源的一方(大豬)，往往需要承擔更多的義務。
回顧歷屆氣候大會的談判，歐盟無疑是這場“智豬博弈”中的“大豬”。雖然歐洲確實受到氣候變化威脅更多，但我們認為，石油危機後歐洲對能源安全問題關注日益增加，試圖通過低碳革命重塑全球領導地位，以及關注氣候在歐洲是“政治正確”，更可能是導致歐盟在全球氣候議題上表現積極的原因。
與歐洲不同，為何美國在氣候議題上三心二意？一是，美國曆任總統在氣候問題上表態不一，核心是來源於共和黨與民主黨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差異；二是，同樣遭遇石油危機，美國通過快速實現頁巖油開發的技術突破，成功實現能源獨立。
2、為何我國在低碳戰略上跑步入局
近年來，我國在低碳戰略上推進較快。從實現碳中和的年限來看，中國比發達國家預留時間更短，而且從減排的進程看，我國碳中和實現面臨的壓力更大。
一則，我國碳排放全球居首，減排成為全球焦點，我國需塑造國際形象，增強影響力；我國能源結構依賴煤炭較多，減少煤炭使用已成為全球共識，能源轉型在即。
二則，能源轉型驅動的技術再造，是我國未來經濟穩增長的重要調節變量。能源轉型帶來的技改投資，也是未來穩住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佔比的關鍵。
三則，氣候議題推動全球新一輪戰略合作與共識。我國亟待提升全球氣候議題話語權，中美在氣候領域存在廣泛合作空間，或成為未來開展對話的出發點。
3、氣候議題推動的是一場全球能源革命
我們認為，全球氣候議題推動是一場全球能源革命。這場革命涉及兩個核心議題：一是傳統化石能源何時淘汰；二是如何爭奪新能源經濟下的領先地位。
在碳中和設定下，化石能源的逐步淘汰是必經之路。歷屆氣候大會在這一領域推進緩慢，目前減少煤炭使用已成為全球共識，而石油和天然氣領域減耗則停滯不前。
目前全球各國在碳排放權益分配上仍存較大爭議。因不同國家的工業化程度不同，碳排放需求不同，而碳排放權益分配依據的原則僅考慮現在，不考慮歷史。
新一輪能源革命下，全球各國的利益爭奪點或集中在以下三個領域：
對關鍵礦物的爭奪。新能源使得一些關鍵礦產如鋰、鈷、錳等地位凸顯。
對關鍵技術的爭奪。儲能、制氫、碳捕捉等清潔能源技術是未來投資重點。
對關鍵人才的爭奪。清潔能源領域就業將成為未來勞動力市場重要的增長點。
一、氣候議題本質是一場全球政治與經濟博弈
1.1 從“協調博弈”角度來解讀全球氣候議題
全球氣候變化議題本質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學話題。減緩氣候變化是一個現實決策問題，涉及到全球公共資源配置，這就使得氣候變化這樣的環境問題轉變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問題。鑑於温室氣體減排對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各國都有“搭便車”趨向，歷史上全球氣候談判一直頗為艱難。
全球氣候戰略的制定和形成要從國際互動關係來入手和分析。從理論上説，控制氣候變化是一種“加總型公共物品”，這種屬性意味着公共物品的分配將取決於所有國家的減排努力之和。從博弈論的角度，全球各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並不是一場“囚徒困境”，而是“協調博弈”（或稱“智豬博弈”）。在這場博弈中，要想達到最優，“大豬”必須首先作出犧牲與示範，“小豬”往往搭便車，最終實現全局最優。
回顧歷屆氣候大會的談判，歐盟無疑是這場“智豬博弈”中的“大豬”。自美國2001年退出《京都議定書》後，歐盟一直是推動全球氣候變化議題的積極領導者。20世紀80年代末期，歐盟最早提議要求將氣候變化議題納入國家議程。
1997年氣候大會上通過的《京都議定書》，歐盟在其生效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首先，在《京都議定書》的協議談判中，歐盟15個國家最先集體承諾，將其二氧化碳的排放數量集體減排8%，這一目標的減排幅度比其他發達國家所承諾的幅度都要高；此外，歐盟以支持俄羅斯加入WTO和以較高價格購買俄羅斯天然氣等措施，換取俄羅斯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最終為《京都議定書》順利生效鋪平了道路。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歐洲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試圖重新確立自己的國際領導地位。歐盟在氣候協議談判中指出，如果哥本哈根峯會能夠達成氣候變化協議，歐洲將在2050年前削減高達95%的温室氣體排放，在2020年前減少30%。
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歐盟努力協商締約國提交出具體實施進程規劃，並希望在2020年之前，能夠加強相關行動執行力度和透明度。2019年，《歐盟綠色協議》在全球率先提出了在2050年實現温室氣體淨零排放的目標。
2020年9月，歐盟正式發佈《2030年氣候目標計劃》，將2030年温室氣體排放量從目前40%的減排目標（較1990年）提高到55%。
與歐洲不同，美國在氣候議題上一直三心二意，氣候政策也具有周期性和易變性。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地球峯會上，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共和黨）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公約的目的是“將大氣中温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不過，在美國的堅持下，該公約沒有設定時間表和具體的行動目標；
2009年，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美國雖然積極參與了氣候大會協議的談判，但其制定的減排目標是，2020年温室氣體排放量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17%，然而這僅相當於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4%，這一目標無疑杯水車薪；
2015年，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美國總統奧巴馬積極參與氣候協議的討論與制定。但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則宣佈，美國不會履行承諾，並於2020年11月，正式宣佈退出《巴黎協定》。
2021年1月，拜登上台第一天便宣佈重返《巴黎協定》，之後提名任命美國前國務卿克里作為美國總統氣候特使，擔任拜登政府開展氣候外交的重要角色。
拜登政府將氣候變化議題打造為美重塑盟友關係與重奪世界事務領導地位的主要抓手。克里在拜登執政百日之內就相繼出訪歐洲與亞洲，尤其是在訪華期間與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舉行會談，達成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此後，克里又陸續訪問多個國家，展開氣候變化領域的“穿梭外交”。拜登希望藉此重奪美國在氣候議題上引領權。
2021年4月，美國總統拜登召開氣候峯會，進一步兑現氣候變化承諾，並提高減排目標。2021年4月22日，由美國總統拜登召集的全球氣候峯會線上會議召開，4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受邀出席。拜登政府希望藉助本次峯會重建美國信譽，並動員國際社會攜手應對氣候危機。
在峯會上，日本、德國、加拿大等國家，在此前碳中和表態基礎上，提出了更高的減排目標。美國方面，承諾到2030年將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50-52%；日本方面，將該國的2030減排目標在2013年的基礎上從26%提高到46%，並表示，日本將繼續努力爭取更高的減排目標，即50%；加拿大方面，2030年的減排目標從相比2005年減排30%提高到40%-45%。
1.2 為何歐盟選擇做這場博弈的“大豬”？
我們在前文提到，回顧歷屆氣候大會的談判，歐盟無疑是這場“智豬博弈”中的“大豬”。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歐盟在全球氣候議題中發揮着關鍵協調者的角色，並在談判中多次做出幅度更高的減排承諾，成為推動全球氣候談判的積極領導者。那麼為何歐盟在氣候博弈中選擇了“大豬”角色？
可能因素一：歐洲地區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更大？
2004年，一部電影《The Day After Tomorrow》在美國上映，該影片講述了這樣的故事：隨着全球變暖的加劇，南北極冰塊迅速融化，氣候自然系統發生劇變，最後造成新冰河世紀的降臨，冰層和白雪覆蓋了整個地球表面。雖然電影存在虛構，這並非無稽之談。許多人會困惑，全球變暖下，氣候為何會突然墮入嚴寒？
實際上，這與電影中的北大西洋暖流密切相關。我們首先思考一個問題，我國的漠河和英國的倫敦同處一個緯度，為何我國漠河地區冬季平均氣温能到零下20度，而倫敦冬季平均温度則為4-9度？這其中便有北大西洋暖流的關鍵作用，這條暖流是歐洲冬季的“暖氣片”，它攜帶着豐沛的水汽，使得歐洲西北部全年降水穩定，雲量大，濕度高，多霧雨天氣，如久負盛名的“霧都”倫敦。如果沒有這條暖流，歐洲的温度將會降低5到10度。
而倘若氣候變暖會給歐洲帶來什麼？從2.65-1.9萬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北美大陸和北歐地區發育出巨大的冰蓋，這些冰蓋環繞在北大西洋周邊。隨着全球温度的升高，這些冰蓋的融化使得大量淡水直接注入北大西洋，阻礙了原本應在高緯度地區下沉生成的深層水，干擾了温鹽環流的正常循環，向北傳輸熱量的北大西洋暖流崩潰，從而帶來氣温驟然下降[1]。8200年前，歐洲和北美地區的劇烈降温便是由於北美大陸的冰蓋崩解導致的。
從上述分析來看，全球氣候變暖對於歐洲地區的確會帶來顯著的影響，北大西洋環流的減弱，氣温調節功能喪失，可能會使得歐洲冬季更冷、夏季更熱，進而對歐洲社會產生更大影響。
但我們認為，氣候問題可能是歐洲社會更為關注氣候議題的原因之一，但並不足以解釋歐洲在全球氣候議題的積極協調者角色與領導者角色。我們更多需要站在全球政治與經濟角度來解析歐洲的這種行為。
可能因素二：兩次石油危機後，歐洲對能源危機關注與日俱增
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兩次石油危機，對歐美等發達經濟體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為打擊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宣佈收回石油標價權，並對美國為首的以色列支持者實施禁運，導致石油價格暴漲，從而觸發了全球經濟危機。在這場危機期間（1973-1975），美國實際GDP下降了0.8%，英國實際GDP下降了4%。
第二次石油危機：1978年底，OPEC成員國之一伊朗政局劇變，親美温和派國王巴列維下台，此時又爆發了兩伊戰爭，全球石油產量受到影響，從每天580萬桶驟降到100萬桶以下，油價在1979年開始暴漲，並持續半年多，從每桶13美元猛升至1980年的36美元，在此期間西方經濟陷入衰退，此次危機期間（1979-1980），英國實際GDP下滑2%。兩次石油危機成為導致西方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
兩次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使得歐洲對能源危機問題愈發關注，並在此後開始了能源革命，積極尋求替代能源，開發節能技術。在歐洲的能源結構中，傳統化石能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在全球佔比不足2%，而對比能源消費結構，歐洲的傳統化石能源消費與能源生產存在巨大缺口，能源嚴重依賴進口，因而隨時可能會面臨能源被人卡脖子的困境。
為解決歐洲在能源方面的壓力，疊加民眾對氣候問題的關心，歐盟開始變身全球環保先鋒，近年來出台了非常激進的清潔能源計劃。
德國方面，早在2011年福島核事故之後，德國便決定在2022年前關停所有核電站，2019年德國政府計劃2038年關閉所有的燃煤電廠，最終目標是到2040年，德國的可再生能源要提供該國65%至80%的電力；
英國方面，清退煤電的步伐更快，原本計劃在2025年關閉所有燃煤電廠，在今年早些時候又將這一目標提前到2024年，但英國並未放棄核能；
法國方面，則是西歐能源革命中最激進的領頭羊，計劃在2021年底徹底淘汰煤電，但法國的發電結構中嚴重依賴核電，法國核電站供應了70.6%的電力。
從清潔能源發展來看，歐洲也確實走到世界前列，清潔能源佔比在其發電結構中與日劇增，已逐步超過化石燃料發電佔比。
從發電能源結構來看，歐洲國家發電所耗用能源中，清潔能源佔比明顯高於其他地區。一國的發電能源結構與經濟發展所消耗的能源結構密切相關，從各國的發電能源結構來看，2020歐洲的清潔能源（可再生+核能+水電）使用量佔比高達62.3%。
分國別來看：
德國方面，近年來風電、光電佔比快速上升，到2020年風電和水電的發電量首次超過了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淨髮電量佔比超過50%，高於2019年的46%。其中風能發電佔比27%，成為最重要的電力來源。
英國方面，風能同樣是重要的電力來源，2020年發電佔比24.2%。但同時，在煤電下降與可再生能源發電上升的過渡期，天然氣在英國發電能源結構中至關重要。
法國方面，風電、水電發展不如德國和英國，但其發電結構嚴重依賴核燃料。
可能因素三：歐洲試圖通過低碳革命重塑全球領導地位
歐盟在低碳行動上領先全球，碳排放已處於下降階段。由於較早完成工業化以及產業轉移，疊加近年來清潔能源革命，歐盟地區的二氧化碳排放已達峯值，目前碳排放處於下降階段，“碳排放權益”充足，倘若未來實現全球碳排放權交易，那麼歐盟無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掌握氣候問題的領導權，也就意味着掌控了制定全球碳排放標準的話語權。
歐洲碳交易成交額佔據全球88%以上的規模，歐元成為全球碳交易的主要結算貨幣。全球主要的碳交易所中，逾一半位於歐洲，並大部分以歐元為計價單位。2020年歐盟碳交易所的成交金額佔全球交易所的成交金額的 88%，得益於歐洲碳交易所的先發性以及交易規模，在碳交易市場中，歐元超越美元，成為主要計價貨幣，決定了歐洲在全球碳金融中的主導地位。
可能因素四：在歐洲，關注氣候成為一種“政治正確”
歐洲的政權中，綠黨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歐洲選舉，是氣候的選舉”，綠黨的競選標語，簡單精準的傳遞出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的一股力量。氣候和環境保護成為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的主題之一，始於德國的綠黨得票率較上屆翻了一倍，各主流媒體歡呼“綠黨歷史性的勝利”。從各個國家縱向對比上看，德國綠黨國內得票率20.5%，其他13個國家也獲得國內超過10%的得票率。所以，無論是從絕對數量上還是相對得票率看，德國在這波綠色浪潮中，真正地走在了時代的前面。
民調顯示，歐洲的年輕人關注“氣候問題”甚於“病毒蔓延”。諮詢公司益普索集團2020年10月至11月開展了一項以線上為主的民意調查，要求20多個歐洲國家2.2萬多名年輕人列舉“人類面臨的三大嚴重問題”。結果顯示，其中近50%選擇了“全球氣候變暖”。選擇“環境惡化”的人數排名第二，佔44%；“傳染病蔓延”和“貧困”並列第三，均為36%。
民調還發現，介於15歲至35歲的調查對象中，超過80%的人自稱“相當”、“非常”或“極其擔心”氣候變化。只有3%的調查對象説“毫不擔心”，8%稱“不相信”氣候變化。
在地域分佈方面，南歐年輕人比歐洲其他地區年輕人明顯對氣候問題更焦慮。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年輕人中“極其擔心”氣候變化的比例分別達71%和64%，而歐洲東北部國家拉脱維亞的年輕人中這一比例只有23%。
歐盟綠色新政在全球力度超前。2019年12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了《歐洲綠色新政》，闡述了歐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路線圖。通過轉向清潔、循環經濟和阻止氣候變化、恢復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減少污染來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為滿足投資需求，歐盟委員將“下一代歐盟復甦計劃”（1.8萬億歐元）的三分之一，以及未來長期預算的至少25%應用於氣候行動，同時歐洲氣候銀行與歐洲投資銀行也將提供進一步的支持。
1.3 為何美國在氣候議題上如此多變？
我們在前文提到，與歐洲不同，美國在全球氣候議題上“三心二意”，並且氣候政策具有明顯的週期性和易變性，這明顯與美國曆來在全球激勵塑造的霸權地位形象不相匹配，那麼導致這個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一：在美國，氣候議題成為兩黨博弈核心，氣候政策具有周期性與易變性
美國曆任總統在氣候問題上表態不一，核心是來源於共和黨與民主黨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差異，這使得美國政府氣候變化政策有很強的“週期性”和“易變性”。美國的利益集團分佈明顯帶有地理屬性，往往形成區域性利益聯盟。東西部沿海地區是新興產業集聚地，也是政治、金融和教育中心，而中西部和中南部地區則是農業、採礦業、汽車和石化工業等傳統產業分佈地。圖17展示了美國各州的能源資源分佈，可以看出傳統能源（石油、天然氣、煤炭）主要分佈在中西部以及南部地區。
從美國曆任總統選舉的票倉來看，共和黨票倉與傳統產業利益集團綁定，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更為寬鬆，民主黨票倉則與新興產業利益集團綁定，對待氣候問題更為嚴格。傳統產業利益集團主要由傳統工業（化工業與傳統制造業）與農業組成，他們對制定氣候政策的態度非常複雜，擔心改變現行生產方式影響其既得利益。新興產業利益集團則屬於低能耗部門，包括新能源、新材料、銀行、保險等行業。該派利益集團認同氣候變暖的科學論證，主張轉變傳統生產模式，大力發展低碳經濟，籍以拓展獲利空間。
從各州能源消耗以及能源分佈來看，共和黨票倉大多以傳統能源作為支柱或者依賴傳統能源組織生產，人均能源消耗以及支出較大。共和黨票倉州（美國的中部以及南部地區）以化石燃料行業與傳統制造業作為支柱產業，這些地方對能源需求高，人均能源消耗較多。通過把能源消耗支出圖（圖18）與美國選舉民意地圖（圖16）進行對比發現，共和黨支持比例與能源消耗支出有着強烈的正相關關係，進一步説明了共和黨與傳統能源產業的利益綁定。另外，美國各州民眾對2009年奧巴馬政府推出的《清潔法案》的支持態度也呈現出類似兩黨票倉分佈差異（圖19）。
從政治獻金來看，美國傳統能源行業的政治獻金三分之二以上投向了共和黨，進一步促成了二者利益的綁定。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領導下，能源行業將其大部分政治活動的捐款注入美國共和黨金庫，在這種情況下，共和黨的政策制定會充分考慮傳統能源行業的利益。
在2008選舉年，氣候政策成為競選辯論最為激烈的話題之一，利益集團為使候選人在氣候問題上為其代言，不惜以重金相獻。利益集團對政府氣候決策施加的影響不亞於對國會氣候立法的影響。奧巴馬政府時期氣候政策最大的阻力來自於化石能源產業利益集團。
2009年2月，奧巴馬在向國會提交聯邦財政預算時，當年作為實施總量控制和交易制度第一年，提出包括拍賣減排指標等多項內容，但遭到化石能源和大製造商的強烈抵制。他們遊説共和黨，最終使得該部分內容最終被刪節。
兩黨關於氣候變化態度的差異，也造就了競選期間針對氣候變化的截然不同的承諾。2020年11月，特朗普政府在競選期間宣佈退出《巴黎協定》；而拜登在競選期間則提出，美國不僅將重新加入《巴黎協定》，還將不遺餘力運用外交手段推動其他國家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威脅。2021年1月，拜登在當選就任總統第一天，便宣佈包括重返《巴黎協定》，使美國重新走上應對氣候變化的正軌。
2021年，拜登上台後，致力於推動一系列氣候治理內容的支出法案，試圖將應對氣變與創造就業崗位、促進經濟轉型、建設基礎設施等國內要務結合。兩黨對於氣候議題的差異一定程度阻礙了拜登政府關於氣候治理支出法案的推出，拜登政府努力推出的氣候變化相關的社會支出法案一直受到共和黨的阻礙。此後，拜登重建美好未來法案的支出規模由3.5萬億美元腰斬至1.75萬億美元。
美國時間2021年11月19日上午，眾議院最終通過了拜登1.75萬億美元的刺激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該法案中約5500億美元用於應對氣候變化，此前為7130億美元），民主黨以220票對213票取得優勢（所有共和黨議員投反對票，1名民主黨議員投反對票）。在眾議院通過後，該法案將提交至參議院，預計在未來幾周進行修訂，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目標是在聖誕節前通過該法案。
此外，在氣候支出上，民主黨內部也存在爭議。12月19日，參議院喬曼欽（民主黨派）宣佈他不會投票支持拜登的氣候和社會指出法案，並警吿該法案會危機美國能源獨立。因此，為了讓該法案過會，氣候支出可能會被進一步削減。
原因二：與歐洲不同，美國的能源儲備充足，能源安全並不是首要考慮因素
石油危機後，美國快速實現了頁巖油開發的技術突破，成功實現能源獨立。在兩次石油危機中，美國同樣損失慘重，經濟陷入長久衰退。與歐洲大刀闊斧進行的新能源革命不同，美國除了建立牢固的石油美元體系，還在全球率先發起頁巖油革命，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能源的卡脖子問題。憑藉頁巖油的成功開發，美國一舉扭轉了上世紀70年代依賴的原油產量下滑頹勢，原油自給能力大幅提高，世界石油格局重塑。
相比於沙特、俄羅斯，美國頁巖油開發成本高。不同於沙特、俄羅斯的整裝大油田，可以維持峯值產油，美國頁巖油往往只能經過一次採收，出油的峯值難以持久，開採後產量會急劇下降，這就需要持續不斷的投資來大量打井和開發，因而開放成本高，根據美國能源署統計，美國的六大頁巖油產區的平均成本價為每桶46.6美元，比沙特足足多出30美元。
2008年國際油價的飆升，大幅刺激了美國頁巖油的規模化開採。2008年國際油價飆升至147美元每桶，金融危機後跌到30美元，2年後重回100美元以上，並在2014年之前，保持在80美元至100美元每桶的原油價格，使得美國頁巖油迎來了史上最輝煌的時刻。在2008年至2018年的10年間，美國原油產量從3億噸上升至6.7億噸，2018年美國產油量躍居全球第一，一度超過沙特這樣的產油大國。2019年9月，美國更是一躍成為石油淨出口國。
據美國能源信息署預測，美國頁巖油會在2025年前後達到5億噸以上的年產量峯值，佔美國石油總產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並大體保持這一產量水平至2030年。國際能源署預測，2024年之前，全球新增石油供應的70%以上將來自美國，且有望在未來5年內取代沙特，成為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國。
此外，美國通過對外政權干預，進一步掌控了世界原油市場的話語權。一方面，“阿拉伯之春”以來，美國推行對中東有限軍事幹預的政策，積極利用中東內部固有的民族、宗教矛盾製造地緣政治和安全熱點，推動中東地區動盪的長期化。
另一方面，美國以制裁為手段，限制敵對產油國的原油出口，典型目標是委內瑞拉和伊朗，謀求顛覆兩國現有政權，改變兩國能源對外合作格局。2018年針對上述兩國的制裁，直接導致兩國對原油市場的影響力基本消失。
二、為何我國近年來在低碳戰略上跑步入局？
中國對於“碳中和”態度隨着國家經濟的發展是逐步在變化的，從保守到參與，再到現在積極推動成為話事人。中國承擔全球責任，順應全球民眾的呼聲，在全球重塑中國的國際形象，增強影響力。
2.1 我國在低碳戰略上推進較快，減排目標承諾持續提升
近年來，我國在低碳戰略上推進較快，減排目標承諾持續提升。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過程中，我國發揮了重要作用。習主席在巴黎大會前分別與美國、法國等國家元首發表聯合聲明，並且親自出席巴黎大會，為《巴黎協定》的達成、簽署、生效作出了歷史性、基礎性的突出貢獻。
為落實巴黎協定自主貢獻承諾，2020年習主席在全球氣候雄心峯會發言表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峯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決定在發展中國家中作出了表率。
2021年11月，格拉斯哥氣候大會上，中美達成強化氣候行動聯合宣言。兩國宣佈計劃在此決定性的十年，根據不同國情，各自、攜手並與其他國家一道加強並加速旨在縮小差距的氣候行動與合作，包括加速綠色低碳轉型和氣候技術創新。中國計劃將在“十五五”時期逐步減少煤炭消費，並盡最大努力加快此項工作；美國則制定了到2035年100%實現零碳污染電力的目標。
與歐美已經步入去工業化階段不同，我國工業化程度全球最高，並且大多數產業鏈處在全球中下游，經濟發展對碳密集型產業依賴較高。由於發展階段的不同，發達國家已普遍經歷“碳達峯”，為達到2050年“碳中和”，更大程度上只是延續以往的減排斜率。而我國碳排放總量仍在增加，需要經歷2030年前實現“碳達峯”後，然後再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從實現“碳中和”的年限來看，中國比發達國家預留時間更短，碳中和壓力更大。發達國家從碳達峯走向碳中和普遍用了45-70年，我國承諾的時間間隔僅30 年，壓力更大、困難更多、時間更緊迫。與歐美國家相比，我國面臨的碳減排壓力更大，為何在低碳佈局上，邁的步伐如此之大？
2.2 我國碳排放全球居首，能源結構嚴重依賴煤炭
中國碳排放全球居首，遠高於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322.84億噸，其中前三名中，中國排放99.0億噸，美國排放44.6億噸，印度排放23.0億噸。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居於世界首位，是美國、歐盟的2倍和4倍。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工業主導的工業結構導致碳排放增速較快，碳排放壓力在國際倡導低碳減排的背景下日益劇增。
在全球對氣候問題的關注與日俱增的背景下，我國碳減排的推進必然成為全球焦點。在這場氣候議題中，一旦我們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參與全球碳排放體系，今後將會被排除在全球供應鏈之外，失去參與全球碳排放規則制定的主動權，作為全球製造業出口的大國，未來我們可能要承擔歐美強行施加的碳貨幣枷鎖。
我國發電能源結構亟待調整，煤炭佔據主導地位。受資源稟賦與技術約束，我國能源結構仍以化石能源為主，其中原煤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從我國的發電能源耗用結構來看，目前我國發電仍主要以燃煤為主，清潔可再生能源佔比不高。2020年煤炭發電比重為63.2%，相比於歐美髮達國家，我國發電能源結構亟待調整。
儘管減少煤炭使用已初步達成全球共識，但是必須意識到，能源轉型是一項長期工程，減少煤炭使用必須在保供應的前提下開展。此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家能源委員會上就提到，供給短缺是最大的能源不安全，必須以保障安全為前提構建現代能源體系。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峯碳中和，傳統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上，要立足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抓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推動煤炭和新能源優化組合。
2.3 能源轉型下技術再造，驅動我國未來經濟穩增長
在雙碳戰略的背景下，能源轉型帶來的工業再造，或將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穩增長的重要調節變量。雙碳戰略下，以新能源、光伏、風電等為代表的新興能源產業需求加速擴張，進入高景氣發展期，同時能夠帶動上游原材料、中游設備製造、下游消費以及能源運營商的全產業鏈進入高速發展期，電網、儲能等設施的需求擴張也會帶來新基建的投資機遇，對我國經濟增長形成較強的動能支撐。
2005年以來，中國光伏和風電裝機容量增長顯著。截至2021年10月，我國風電、光伏太陽能累計裝機容量分別為2.99億千瓦和2.82億千瓦，均佔有全球裝機容量50%左右，位居世界首位。
光伏方面，根據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的預測，2021年我國光伏新增裝機規模將繼續保持增長，可能達到55GWh至65GWh，“十四五”時期，國內年均光伏新增裝機規模可能達到70GWh至90GWh；
風電方面，在2020年北京國際風能大會上,《風能北京宣言》正式發佈。宣言提出，將保證年均新增風電裝機5000萬千瓦以上。2025年後,中國風電年均新增裝機容量應不低於6000萬千瓦。
鋰電方面，我國電動車加速放量，新能源乘用車滲透率接近20%。2021年1-10月，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256.6萬輛和254.2萬輛，同比均增長180%。2021年10月，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39.7萬輛和38.3萬輛，同比均增長130%。目前我國鋰電產業具備全球競爭力，未來鋰電設備裝機將持續增長。
11月19日，在2021紅杉數字科技全球領袖峯會上，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提到，電動汽車在中國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期。新能源車滲透率從年初的5%-6%，已經上升至10月份的20%左右，他預計，今年中國市場新能源車銷量有望破330萬台，明年年底，中國新能源車滲透率將超過35%。
雙碳戰略驅動的技改投資，或是未來穩住製造業投資和製造業增值佔比的關鍵。2010年以來，我國製造業投資呈現出了明顯的趨勢性下滑特徵。製造業投資下滑的背後，我國製造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也在快速下行。為此，“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要深入實施製造強國戰略，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而雙碳戰略驅動的製造業投資，或成為支撐我國未來製造業投資的重要動能。
新能源經濟對我國來説是機會也是挑戰，由於雙碳戰略對於傳統高耗能工業的約束，雙碳戰略驅動的製造業投資將帶有明顯的結構性投資：
一則，雙碳戰略對高耗能產業有一定約束。要實現碳中和，高耗能產業的產能壓降是關鍵也是趨勢，因此雙碳戰略在短期內對於這些行業的投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同時也帶來這些行業的低碳改造；
二則，雙碳戰略將驅動我國能源體系再造，對光伏、風電、氫能等清潔能源行業的投入，將帶動上下游全產業鏈擴張，帶來更多投資機遇。
2.4 碳中和推動全球新一輪戰略合作與共識
氣候領域涉及的是一場全球大變革，需要全球廣泛合作，也是一輪新的全球戰略合作格局的重塑。
早在2014年，總書記就提出“中國要推動能源消費革命、能源供給革命、能源技術革命、能源體制革命並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實現開放條件下的能源安全。”
2021年以來，中美雙方按照兩國元首通話精神，舉行了兩場面對面的會談和20餘場視頻會談。雙方於4月在上海發表了《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提出中美將在接下來的10年裏，在工業減碳、減少煤、油、氣排放等八大領域展開對話和交流。
2021年9月，中歐雙方舉行了氣候與環境高層對話，並發表了聯合聲明，決定繼續擴展雙方在節能和提高能效、循環經濟、可再生能源、綠色交通與建築、綠色金融、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及氫能等方面的合作。這些領域都是中外綠色低碳技術合作的重要關鍵領域，具有廣闊市場前景，也是金融機構可以大有作為的領域。
氣候變化也成為中美之間開展對話的重要出發點。2021年3月18日至19日，中美高層戰略對話在安克雷奇舉行，對話提及要開展氣候變化聯合工作；4月14日至17日，美國氣候問題特使克里訪問上海，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會見。4月18日，中美兩國發表《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表示在應對氣候危機問題上，兩國“致力於相互合作”。
2021年11月10日，中國和美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格拉斯哥大會（COP26）期間發佈《中美關於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中美在聯合聲明中表示，堅持攜手並與其他各方一道加強《巴黎協定》實施的承諾，在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考慮各國國情的基礎上，採取強化的氣候行動，有效應對氣候危機。中美格拉斯哥宣言給COP26注入了強大的正能量，為增進COP26的成色做出了很大貢獻。
三、氣候議題推動的是一場全球能源革命
我們認為，全球氣候議題推動的是一場全球能源革命。這場革命涉及兩個核心議題：一是傳統化石能源何時淘汰；二是如何爭奪新能源經濟下的領先地位。
3.1 在碳中和設定下，化石能源的逐步淘汰是必經之路
根據世界能源署（IEA）預測，要實現全球碳中和的目標，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氣）都必須被逐步減少使用，清潔能源則會在能源系統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氣候議題本質是一場全球能源革命。
在這場博弈中，雖然各主體一致認同未來化石能源會被清潔能源所替代，但對於化石能源減少使用的節奏是各國的博弈焦點所在，這不僅與各國的經濟發展基礎有關，也與各國的能源儲備和結構有關。為此，歐盟在全球氣候議題中加速推進全球能源轉型，而傳統化石能源經濟體則試圖拖延轉型節奏，雙方難以達成一致。
回顧歷屆氣候大會，“化石能源的逐步減少使用”一直以來推進緩慢。1997年《京都議定書》中，核心議題是碳排放承諾目標，並未提及化石能源的減少使用；在2015年《巴黎協定》中，雖然也沒有直接提及化石能源，但其設定的長期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温較前工業化時期，把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並努力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而這一目標的實現依賴各國化石能源的減少使用。
在今年格拉斯哥氣候大會上，首次明確提到針對化石燃料的措施，減少煤炭已成為全球共識。197個國家簽署的《格拉斯哥氣候協議》，其中一項涉及燃煤電廠與化石燃料補貼，這也是氣候大會召開26次以來，首次明確提到針對化石燃料的措施。COP26召開期間，多國就淘汰煤炭問題爭論不休，直到協定的最後時刻，印度環境和氣候部長布平德·亞達夫要求對協定內容作出修改，把“逐步淘汰”煤炭改為“逐步減少”，包括中國、南非、伊朗在內的多國代表支持印度的提議，雖然一些發達國家仍表示不滿，但並未投下否決票，協議才得以達成。
而在石油和天然氣方面，進度則始終停滯不前。在歷次氣候議題談判中，歐洲部分國家一直致力於減少所有化石能源（包括石油和天然）的使用，而這一訴求僅在歐洲部分國家內部達成共識，在全球則始終進展緩慢。今年氣候大會上，由愛爾蘭、法國、丹麥和哥斯達黎加等國發起，11個國家宣佈成立“超越石油和天然氣聯盟”，旨在設定國家油氣勘探和開採的結束日期。此外，25個國家和公共金融機構簽署了一項聯合聲明，承諾在2022年前停止對所有常規化石能源領域的國際公共支持，轉而優先支持向清潔能源的轉型。
那麼，是什麼導致了全球在化石能源問題上的爭議？
第一，這與各國的能源稟賦和能源消費結構有關。歐洲地區化石能源儲量少疊加早期工業化階段消耗過多，迫切需要能源轉型以降低其對外部能源的依賴；而中東等地區化石能源儲量豐富，且主要靠化石能源開採支撐其經濟發展，因此能源稟賦差異造就了各國對氣候議題的爭論。
根據bp能源統計，截至2020年，在全球已發現（或稱“探明”）的化石能源儲量中，歐洲的化石能源儲量全球最少，其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在全球佔比分別為1%和2%；
而對比中東地區，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分別佔到46%和40%，北美地區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分佈也佔據全球的15%和8%，亞太地區石油和天然氣儲量不佔優勢、而煤炭儲備相對較高。總之，全球各國之間的化石能源稟賦差異較大，這也使得各國在開發可再生能源節奏上不統一。
從各國的可再生能源生產分佈來看，2020年產生的可再生能源中，歐洲和亞太地區佔到了全球的70%以上，北美佔比21%，傳統化石能源儲量較多地區（獨聯體和中東地區）則佔比不到10%。
第二，這與各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結構有關。歐洲發達國家較早完成工業化進程，伴隨產業轉型以及轉移，工業化程度已處於下降通道，未來經濟發展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快速減少，並且近年來持續在可再生能源上進行投入，歐洲對於可再生能源的生產與使用都在世界前列。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一方面經濟發展正處於工業化加速時期，對化石能源的依賴短期內仍在增加，而且針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以及技術研發尚處於初級階段，因而短時間內淘汰化石能源無疑會對經濟發展造成較大影響。而對於依賴化石能源出口支撐經濟發展的中東地區，淘汰化石能源更意味着收入來源減少，自然難以加入到積極應對氣候變化、逐步淘汰化石能源的陣營中去。
此外，相比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燃煤發電廠等基礎設施相對“年輕”，快速淘汰這些煤電廠付出的成本巨大。在現有燃煤電廠中，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現有的燃煤電廠相對較“年輕”，例如亞洲的燃煤電廠平均使用年限為13年。根據IEA測算，在碳中和設定下，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燃煤電廠平均在 25歲時就得淘汰。而在發達經濟體中，燃煤電廠機組的平均使用年限已經接近35年，大部分電廠回收的資金已超過成本，進行煤電轉型的成本較低。
3.2 全球各國在碳排放權益分配存在一些爭議
國際氣候合作的基礎是公平與效率問題，既要考慮歷史責任，也要考慮現實排放與未來需求。在氣候議題上，發達國家以“效率”來強化自身的經濟利益，發展中國家則以“公平”來維護自己的發展權益。如果全球碳排放權益的制定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情況與未來需求，自然難以達成一致。
碳排放權交易的概念源於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首先提出的“排放權交易”概念，即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的權利，將其通過排放許可證的形式表現出來，令環境資源可以像商品一樣買賣。
1997簽署的《京都議定書》中將市場機制視為解決温室氣體減排問題的工具，即將二氧化碳排放權視為一種商品，買方支付一定金額給賣方來獲得二氧化碳減排額，並且買方可以通過使用購買的配額來減緩温室效應而實現其減排目標。
近年來，全球碳排放交易體系逐漸發展成熟。根據國際碳行動夥伴組織（ICAP）資料顯示，到2021年，全球已有33個從不同級別政府層面啟動的碳排放交易體系，其中包括1個超國家機構、8個國家、18個省或州和6個城市，此外未來還有24個碳排放交易體系正在籌備。這些正在運行碳市場的司法管轄區佔全球GDP的54%，碳市場覆蓋了全球16%的温室氣體排放。
歐洲碳排放配額交易全球領先。歐盟排放交易系統是全球首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歐盟排放交易系統（EU ETS）作為全球首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其交易量約佔全球總量的四分之三，覆蓋電力、煉油、煉焦、鋼鐵、水泥、造紙等涵蓋了近11000個排放源，佔歐盟總排放量的45%。
目前歐洲碳交易位於第四階段（2021-2030），該階段將繼續增強交易體系，自2021年起，將碳排放配額年減降率升至2.2％，並鞏固市場穩定儲備。
英國脱歐後，於2021年1月啟動了其全國碳市場。2021年2月26日，洲際交易所（ICE）宣佈了英國碳市場的配額拍賣日程。洲際交易所將主持拍賣，並將在同一天推出英國配額期貨合約，英國政府計劃在2021年期間出售總計8300萬噸配額。
美國雖然目前尚未建立統一的碳交易體系，但在2005年7個州簽訂了區域温室氣體協議，這是美國第一個具有強制性並且是基於市場手段來減少温室氣體排放的區域性行動。目前成員已調整為11個州，該協議單一涵蓋電力部門的排放，且每個州都建立了獨立的二氧化碳預算計劃，各州在2021年至2030年期間將實施較2020年減少30%上限減排計劃。
近十年來全球碳排放交易體系中碳價持續上漲。全球碳價的上漲對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是至關重要的。截止2020年底，全球平均碳價為22美元/噸，但目前的價格遠低於《巴黎協定》中的目標價格，即2020年每噸40-80美元和2030年每噸50-100美元的水平。
影響碳交易市場中碳配額價格的因素有政府發放配額的總量、多餘配額、核證減排量和政府配額儲備等，每個配額交易系統產生的價格都與該國的減排成本直接相關。建立全球碳交易市場提高了碳商品的流動性，使得減排成本在不同國家間轉移，這將是全球碳交易市場競爭的焦點。
現階段，全球在碳排放權的分配問題上存在很大爭議，核心爭議點在於碳排放權分配的依據以及碳排放權的計算方式。
氣候議題的爭議之一：工業化程度不同導致各國碳排放需求不同
在歷屆的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雙方該承當多少“碳減排”責任，一直是爭論的焦點。為了儘快達成氣候協議，1997年簽署的《京都議定書》達成“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發達國家從2005年開始承擔減少碳排放量的義務，而發展中國家則從2012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並且沒有提出具體要求。此舉招致了美國等部分發達國家不滿，2001年3月，美國以“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温室氣體的義務”為由退出了《京都議定書》。
歐美髮達國家較早完成工業化進程，伴隨產業轉型以及轉移，工業化程度已處於下降通道，未來碳排放需求減少，因而在氣候議題上一直較為激進。從發展的動態過程看，歐美髮達國家碳排放總量和人均排放量都已經過了峯值點，近幾年呈現緩慢下降趨勢。1970年以來，歐美國家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不斷降低，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則不斷增加，這是由於歐美國家較早完成工業化進程，主要工業產業已發生轉移，未來碳排放需求不斷減少。
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正處於工業化加速階段，疊加前期歐美高耗能產業轉移，碳排放需求相應快速增加。1990年以來，中印等發展中國家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呈現上升趨勢（中國自2010年以來開始下降）。目前，中印等發展中國家仍處於快速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工業產值快速增長。同時受國際分工和資金技術限制，發展中國家工業結構中以低端製造業為主，同樣的能耗生產同樣的產品由於品牌差異效應價值較低，造成碳排放浪費的假象。
氣候議題的爭議之二：碳排放權益分配僅考慮現在，不考慮歷史
氣候議題最終的落腳點是全球碳排放權益分配問題。歐洲發達國家碳減排發展早，碳減排已處於下降通道，並且已在碳排放權交易制度設計上進行了多年的嘗試，目前發展已非常成熟，迫切希望藉助碳排放權來鞏固其在全球產業鏈上游的地位，並通過碳排放權來賺取更多收益；發展中國家碳排放還未達峯，未來碳排放需求仍在不斷提升，碳排放權交易也處於發展初期，如若進行全球碳排放權交易，必然處於不利地位。
在碳排放權益分配上，發達國家提出的“人均趨同”、“祖父原則”等均未考慮發展中國家現實情況。與人均歷史累計碳排放相比，發達國家提出的“人均趨同”、“祖父原則”、和按GDP比例分配等原則進行碳排放權益分配的理念，忽視了歷史排放對當前温室氣體濃度升高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與消費者責任制相比，當前碳排放權益分配採用的生產者責任制也忽視了各國產業結構的差異。因此，歐盟在碳排放權方面的設計，可能是站在自己立場的自私行為，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益，一定程度違背了國際關係的公平正義原則。
第一，雖然發展中國家目前碳排放處於全球前列，但從人均歷史累計碳排放來看，歐美等發達國家則是碳排放大户。如果進行全球碳排放權分配的同時不考慮歷史排放，必然難以贏得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一致認同。1997年，巴西政府提出了累計排放的概念，估算了不同國家地區的碳排放源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相對貢獻，強調由於温室氣體在大氣中有一定的壽命期，全球氣候變化主要是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200多年間温室氣體的排放造成的。
第二，目前國際上衡量碳減排，主要採用的是“生產者責任制”，即對國家領土範圍內產生的温室氣體進行核算，這一核算方法對發展中國家非常不利。在發達國家去工業化過程中，低端產業與碳密集型產業均被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為滿足消費需求，發達國家可以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碳密集型產品，因而生產者責任制對淨碳出口國不利。而在“消費者責任制”下，生產過程的碳排放應由進口國承擔。
3.3 新能源或成為未來全球能源爭奪焦點
2020年，儘管為應對新冠疫情采取的封城等措施造成經濟增速下行，但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持續快速增長，電動汽車的銷售量創歷史新高。
隨着太陽能、風能、電動汽車和其他低碳技術的蓬勃發展，全球正在出現新能源經濟。新能源經濟將朝着電氣化、高效化、互聯化和清潔化的方向繼續發展。政策支持和技術創新的良性循環，帶動了新能源經濟的崛起，而成本的降低則進一步推動其發展。清潔能源技術正成為投資和就業的一個重要新興領域，也是一個國際合作與競爭日趨活躍的舞台。
實現全球碳中和需要一次空前的清潔能源投資注入。根據IEA的估計，在全球碳中和設定下，到2030年，全球每年對清潔能源的投資將增加到4萬億美元，是目前水平的三倍多，這筆龐大的投資為整個清潔能源供應鏈上的設備製造商、服務提供商、開發商以及工程、採購和建築公司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場機會。
在新能源經濟下，清潔技術的巨大市場機遇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新領域。各國都爭相在新能源經濟的全球供應鏈中爭奪位置。根據IEA估計，如果到2050年全球實現碳中和，那麼風力渦輪機、太陽能電池板、鋰離子電池、電解槽和燃料電池製造商創造的市場機會將累計增長10倍，創造的收入有望達到1.2萬億美元，單單這五個因素就足以超過今天的石油行業及其相關收入。
第一，新能源經濟下，全球對關鍵能源的爭奪也會逐步衍變為對關鍵礦物的爭奪。
歷史上的資源衝突表現為石油、天然氣等燃料礦物之爭。新世紀以來，新興產業的興起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以及全球綠色轉型的加速，使得一些非燃料礦產如鋰、鈷、錳、稀土等地位凸顯。世界銀行預計，到2050年全球對這些礦產的需求可能會增長500%。
國際能源署2021年發佈的《關鍵礦物在清潔能源轉型中的作用》報吿提及，銅、鋰、鎳、鈷和稀土等礦物對於全球能源行業實現安全且快速轉型的重要性。鋰、鈷和鎳使電池具有更高的充電性能和更高的能量密度。利用某些稀土元素（例如釹）會能生產出強大的磁鐵，這對於風力渦輪機和電動汽車至關重要。
根據IEA估計，一輛典型的電動汽車需要的礦物投入是傳統汽車的六倍，而陸上風力發電廠需要的礦物資源是類似規模的燃氣發電廠的九倍。隨着全球氣候目標的戰略實施，各國加速對關鍵礦產資源的部署和定價權掌握，其中最關鍵的是鎳、鋰和銅礦。
與供應相對寬鬆的油氣資源不同，全球戰略性礦產資源儲量有限，每種礦產的市場規模、價格和產地均不同，生產和加工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鑑於關鍵礦產資源的高度稀缺性和壟斷性，目前主要經濟體已經開始調整其國際資源戰略。
歐盟方面，自2008年起就發起“關鍵礦物材料倡議”，確保從第三國獲得資源，增加歐盟內部的原材料供應以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可替代性和可回收性。2020年，歐盟委員會更新該倡議，特別提出要實現工業生態系統發展“彈性價值鏈”、加強資源循環利用、促進產品創新和可持續、減少對第三國供應依賴、加強內部產業鏈聯繫以及實現供應多樣化等一系列目標。
美國方面，關鍵礦產戰略於2010年啟動，其主要思路與歐盟相似。全球供應鏈多元化被美國認為是其降低供應風險的關鍵。2019年美國與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剛果（金）、祕魯、菲律賓等九個國家共同通過《能源資源治理倡議》，意欲通過與盟友、合作伙伴的貿易獲取關鍵礦產，並促進稀土、鋰、鈷等其他資源的開發，減少高技術材料對國外進口依賴度。
日本方面，其國際資源戰略目標是確保未來礦產資源的穩定供應，政策重點包括四大領域：確保海外資源安全、提升回收利用率、開發替代品和加強關鍵原料儲備。2021年4月，日本宣佈與美國在包括半導體在內的敏感供應鏈上建立夥伴關係，尋求減少對中國稀土礦產的依賴，並使其供應路線多樣化[1]。
中國方面，自2011年12月，國土資源部等四部門聯合發佈《找礦突破戰略行動綱要（2011—2020年）》以來，在戰略性礦產資源開發和生產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但新增資源儲量的增長仍然遠低於儲量消耗的增長，我國需要進一步延長“找礦突破戰略行動”，提高國內資源保障能力，深化國家間合作，推動構建全球新的礦產資源治理格局。
第二，新能源經濟下，清潔能源關鍵技術的競爭也成為焦點。
新能源經濟下，孕育着一場全新的技術革命，關於清潔能源關鍵技術的爭奪也將成為未來全球的競爭着力點。低碳技術創新已經開始重塑全球的能源格局。得益於成本的快速降低，包括太陽能光伏和風能在內的可再生能源大規模部署已經顯著降低了電力部門的碳排放強度，電動汽車的普及也為交通運輸行業的去碳化提供了技術路線。然而，根據IEA研究，只有少數能源技術的發展速度能夠匹配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1）儲能技術。儲能技術是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發展的重要支撐，是電力系統低碳發展的保障，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場景下儲能價值及重要性將進一步凸顯。
據全球能源互聯網合作組織測算，到2025年，中國發電結構中，煤炭佔比將從67%下降至49%，風光發電佔比將從8%上升至20%，氣電、水電、核電等次優能源佔比從25%微升至28%。整體趨勢可概括為，未來煤炭發電持續削減、風光發電持續擴張、次優能源穩定支持、生物質作為補充力量。
可再生能源出力具有強隨機性和波動性，儲能技術能夠幫助水電風電實現穩定，實現用電端平衡。由於風光出力具有較強的間歇性與隨機性，其大規模併網將顯著提高電力系統功率不平衡的風險性，對電網的功率輸送以及安全穩定運行帶來較大的挑戰。因此，風光發電想要深度取代火電，需要其出力保持相對穩定，而這一關卡的突破則依賴儲能技術。
2021年4月21日，國家發改委、能源局就《關於加快推動新型儲能發展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為新型儲能的發展定了基調。提出到2025年新型儲能從商業化初期向規模化發展轉變，裝機規模達3000萬千瓦以上，明確了新型儲能在推動碳達峯碳中和的重要作用。
儲能行業仍處於多種儲能技術路線並存的階段，抽水蓄能仍然是當前最成熟、裝機最多的主流儲能技術。儲能按照能量存儲形式可分為電儲能、熱儲能、氫儲能。電儲能主要包含抽水儲能等機械儲能技術；以及鉛酸電池、鋰離子電池等電化學儲能技術。各儲能技術根據其輸出功率、能量密度、儲能容量、充放電時間等特點，將在不同的應用場景發揮最優儲能效果。
2）制氫以及儲運氫技術。氫能作為一種清潔高效的二次能源，對於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體系具有重大的意義。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峯碳中和工作的意見》發佈，氫能也被上升至國家層面的戰略能源地位，將在碳達峯、碳中和的宏偉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根據中國氫能聯盟的預測，在2030年碳達峯下，我國氫氣的年需求量預期達到3,715萬噸，在終端能源消費中佔比約為5%；在2060年碳中和下，我國氫氣的年需求量將增至1.3億噸左右，在終端能源消費中佔比約為20%。氫能在工業深度脱碳、交通以及跨季節儲能領域可以很好地發揮與電力互補的優勢。
在制氫方面，電解水制氫代表了未來主流技術。PEM電解水由於具有良好的對可再生能源發電波動的適應性以及更高的能量轉化效率，目前已成為主流的電解水技術。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數據顯示，2015-2019年間，全球新增電解槽裝機中，PEM電解槽裝機容量佔比超過80%。
在儲運環節，液氫關鍵技術與設備國產化是核心。目前我國氫能的儲存、運輸、分銷，以及在工業和交通領域的應用，都處於技術示範和關鍵設備國產化的階段，仍然需要國家補貼的大力支持。從氫能戰略上來看，當前重點需要突破交通領域關鍵設備和材料的技術，以及國產化應用。
2021年10月，國務院印發《2030年前碳達峯行動方案》，《方案》重點實施“碳達峯十大行動”。明確將聚焦化石能源綠色智能開發和清潔低碳利用、可再生能源大規模利用、新型電力系統、節能、氫能、儲能、動力電池、二氧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重點，深化應用基礎研究。積極研發先進核電技術，加強可控核聚變等前沿顛覆性技術研究。並將集中力量開展複雜大電網安全穩定運行和控制、大容量風電、高效光伏、大功率液化天然氣發動機、大容量儲能、低成本可再生能源制氫、低成本二氧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技術創新。
3）碳捕捉技術（CCUS）。CCUS技術可實現化石燃料利用過程的二氧化碳近零排放，可以在為經濟發展保障能源安全穩定供應的前提下，既降低碳排放總量，同時顯著控制總減排成本。
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and Storage，簡稱CCUS），即把生產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進行提純，之後將捕集的二氧化碳運送到利用或封存地，繼而投入到新的生產過程中進行循環再利用或封存。
目前，我國在碳捕集技術各環節進展較快。從捕集環節來看，部分技術已達到或接近達到商業化應用階段；從運輸環節來看，二氧化碳陸路車載運輸和內陸船舶運輸技術已成熟；從利用環節來看，化工利用取得較大進展，整體處於中試階段；從封存環節來看，中國已完成了全國二氧化碳理論封存潛力評估。
第三，新能源經濟下，清潔能源領域的就業將成為勞動力市場重要的增長點，其增長或將抵消傳統化石燃料供應部門就業的下降。
新能源經濟除了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創造就業機會，還會增加建築部門（改造和節能建築）和製造業（高效能電器和電動汽車）等相關行業的就業機會。根據IEA的估計，到2030年，在各國承諾碳減排情境下，清潔能源及相關行業將創造1300萬的就業機會，而在全球碳中和情境下，這下數字可能翻倍。
但應該注意的是，短時期內這種就業形式的轉變會伴隨混亂以及無序，從而造成結構性失業。因為新的工作崗位不一定會在失業的地方產生，因為勞動者的技能組合並不是自動轉移的，他們需要學習新的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