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人民政協報，作者：包松婭 崔呂萍

提到新經濟形態，數字經濟必定佔據重要一席。

可以説，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後的主要經濟形態，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表系列重要講話，作出重要指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2022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誌發表重要文章《不斷做強做優做大中國數字經濟》，2月，作為我國數字經濟領域的首部國家級專項規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正式發佈，中國數字經濟在規劃的指引下平穩駛上快車道。

如何牢牢把握換道超車的寶貴戰略機遇期，真正發揮數字經濟在高質量發展中的助推力？全國政協把“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作為今年重要協商議題之一，並於今日通過專題協商會形式進行協商建言。此前，為了充分掌握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現狀問題、經驗做法，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專題調研組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高雲龍帶隊，在浙江和北京分別進行了遠程視頻調研及實地調研座談，通過與部分全國政協委員、地方有關方面、企業代表、專家學者等深入充分交流探討，為會議的務實有效舉行提供更多可參考的角度與樣本。

數字產業化需在安全基礎上推動應用與變現

數字經濟最大的資源和要素無疑就是數字和數據。通過關鍵技術和核心產業，把消費、生產、服務過程中所創造的數據變成生產要素，從而提供新服務、新應用，這就是數字產業化。

“區塊鏈應用推廣情況如何？數據要素價值化、市場化進程怎樣？”在北京，以“長安鏈”“北數所”（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領域的探索與實踐，引起了委員們的極大興趣。2021年數字經濟城市發展百強榜中，北京穩居數字經濟一線城市的首位。

 “長安鏈”，喻意“長治久安、再創輝煌、鏈接世界”，“作為區塊鏈開源底層軟件平台，包含區塊鏈核心框架、豐富的組件庫和工具集，為用户構建高性能、高可信、高安全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北京市有關方面負責人向調研組重點介紹説，“長安鏈”也是國內首個自主可控區塊鏈軟硬件技術體系。

“具體到應用場景中，比如我們與國電的合作，國家電網上下游供貨商多達上萬家，通過區塊鏈管理，完全可在技術上實現供貨流程安全可控。”該負責人進一步解釋，作為區塊鏈技術平台，“長安鏈”已經與20多家企業形成了應用示範聯盟。

另一方面，數據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生產要素，雖然具有普遍的使用價值，但資產屬性尚未充分體現，只有通過市場交易，才能完成從資源到資產、再到資本的“變現”過程，才能達到數字經濟的發展目標。

而如何進行合規的價值變現，這也是調研組來到我國首家新型數據交易所——北數所要探尋的答案。

從某種意義上，北數所的成立標誌着全國數據交易平台建設從1.0階段“農貿市場”模式向2.0階段“分級分類”管理模式的轉變。在金控集團董事長範文仲看來，當前在數據交易方面，需要重視的是推動數據交易產業新型業態和服務機構的培育，支持數據跨境、數據託管、數據資產化等創新業務開展。

“我們要繼續在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的‘無人區’先行先試，在國內外數據交易試點項目的‘試水區’敢拼敢闖，在數據合規使用的‘安全區’穩紮穩打。”實地調研了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首都創新設計研究院、推想醫療、北京市高級別自動駕駛示範區以及相關企業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尚福林有感而發。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就是資源，價值巨大。然而硬幣另一面則是，數據安全作為風險隱患始終如影隨形。因此伴隨着對兩地數據應用與交易的深入瞭解，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依然是無法繞過的話題。

比如在醫療互聯網服務領域，杭州卓健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尉建鋒直接提出了在服務中面臨的患者健康數據的使用問題，“患者數據使用授權如何界定？授權之後的數據能不能使用，能怎樣使用？不解決這些問題，當前醫療衞生領域沉澱的健康數據很難形成直接資源進行共享。”

對於如何解決？尉建鋒的觀點是，在確保個人信息安全基礎上，制定相應數據應用的合規性場景，同時劃清應用場景的法律紅線，通過透明有效的監管體系進行規範。

個人信息應用與安全有隱患，企業數據也並非沒有風險。根據杭州安恆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周俊的反饋，77%的企業對數字化轉型後的數據安全表示擔憂。周俊的建議是，建立健全數據監督管理機制，推動數字產業良性合規發展，加快推動地方數據立法，實現對公共、個人、商業數據的合理規範使用，鼓勵新一代數據安全技術的創新，研究探索保障數據安全基礎上的合理使用。“還要積極發揮網絡安全的基礎保障作用和驅動效應，最大程度幫助企業降低數字化轉型中的網絡安全成本。”周俊説。

如果數據採集流通本身就存在隱患，如何保障其在交易中的安全可控？值得一提的是，北數所交易的並非數據本身，而是數據的價值。“也就是在數據權屬尚不清晰的情況下，不涉及數據本身，只對數據的所有權與使用權進行區分，同時在數據資產登記中，對大量數據的持有人的持有權進行確認。”北京市有關方面負責人解釋道。

 產業數字化為實體經濟插上騰飛的翅膀

如果説每座城市的發展各具特色，那麼位於中國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南翼的浙江，近年來高質量發展的“金名片”同樣是數字經濟。

數據顯示，在剛剛過去的2021年，浙江省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突破8000億元，增長13.3%。用浙江省政府副祕書長蔣珍貴的話説，浙江省是舉全省之力發展數字經濟，毫不為過。

 “根據2021全球數字經濟大會的數據，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經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但美國數字經濟在GDP中佔比超60%，我國這一數據比值僅約為38%。”把發展的眼光放得遠一些，全國政協委員肖鋼提出，要充分評估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前沿城市，其數字經濟發展在全球競爭格局中的能力，以明確未來要達到怎樣的發展水平。

對外找準位置，對內則要進一步增強數字經濟賦能產業以及城市管理的能力。

對於浙江這樣的數字經濟大省，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陳智敏認為，首先要摸清消費互聯網、工業互聯網（特別是製造業）在GDP中的佔比各是多少，“如果製造業、工業上不來，只有服務業，是無法做優做強數字經濟的。”陳智敏表示。

事實上，浙江省近年來把數字經濟列為“一號工程”，通過數字化改革為推動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提供強大動力，2020年浙江省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10.9%，比全國高出了3.1個百分點，已成為穩經濟、促發展的經濟“壓艙石”。

與此同時，在發展中進一步優化數字經濟產業結構，浙江省也一直在努力踐行中。

浙江盤石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的主業就是賦能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從企業諸多的實施案例中，董事長田寧的感受是，構建實體制造業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的數字園區非常重要，可以帶動賦能當地的智能製造，“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靜待花開，中小企業因為數字化轉型成本高、見效時間長而尤其困難，建議設立數字經濟產業基金，以資本的力量去幫助本地中小企業數字化成長”田寧説。

作為海洋裝備高端製造企業代表，寧波東方電纜在數字化轉型中也積累一些“別樣”體會，“助力製造業數字化轉型，要真正下沉到企業當中去，看看他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數字化轉型方案，以服務企業業務驅動的角度去進行軟件開發，這樣企業才有轉型的積極性和動力。”寧波東方電纜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夏峯坦言。

數字化轉型企業有“痛”、有“快樂”，已經積累了一定成績的龍頭企業有沒有“難言之隱”？

作為國內規模最大的集成電路芯片設計與製造一體的企業之一，杭州士蘭微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副總裁陳越向調研組反映的問題，來自國內相關產業的無序競爭，“電子芯片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在全球的競爭非常激烈，但隨着國內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帶來的人才爭奪和半導體集成電路等領域的簡單重複競爭，或多或少地消耗了企業做大做強的動力。”陳越認為，還是要加強產業的資本積聚，推動國產設備材料發展，支持上下游企業聯合攻關。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畢井泉提出，數字經濟在推動醫藥產業數字化改革方面大有可為，電子處方、電子檔案如果能全面實現通用，則可有效減少不合理用藥情況；而地下管網由於存在短板，影響了污水處理、暴雨處置能力，建議實現城市地下管網的數字化改造，讓其真正把這張“網”管好。

數字經濟仍需走深走實

調研中，無論是北京還是浙江，委員們看到了數字經濟在各地發展的蓬勃之態，看到了地方政府對數字經濟的“護航”，看到了不同類別企業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深耕”，也聽到了在落實國家有關部署、開展地方數字經濟發展實踐中遇到的困惑，坦誠交流溝通了意見建議。

有一個共識是，數字經濟的“規矩”需要多維度樹立。因為數字經濟涉及面廣，創新度高、政策性強，有些方面還是“無人區”，因此在工作體系的綜合統籌、協同推進，工作規律的深化認識、超前部署，工作難點的準確把握、集中突破等方面，需要我們不斷加強和持續提高。

更為現實的問題是，以數據要素為核心的政策規則體系尚未建立，整體性制度框架和重點領域規則存在缺失，數據權屬、數據權益、數據資產入表等數據開發利用的難點問題缺少上位法規範，數據要素市場改革優化需要更加具體的制度設計，人工智能等新型技術應用的合法性、規範性需要進一步明確。

但換個角度考慮，數字經濟模式尚不成熟、技術標準架構尚在探索、產業鏈價值鏈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也為我們牢牢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提供了一個“窗口期”。

“我們要抓緊技術攻關，推動自主創新產品的迭代應用，爭取早日破解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不利局面，儘快實現數字經濟高水平自立自強。”調研組提出。

在此基礎上，數字經濟的參與程度還可以繼續往“深”裏走：既要進一步加強數字經濟底層關鍵技術的自主可控性；也要推動形成和擴大數字“朋友圈”，在國際數字經濟標準規則制定方面提升話語權和影響力，發出數字經濟的“中國聲音”。

作為新經濟業態，相關政策對其影響力不容忽視。為此，調研組認為，要根據數字經濟本身的特性、不同的產業特性以及數字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特性不斷調整政策，通過科學有效地管，推動更大尺度地放。

此外，通過調研，數字經濟的高技術特性和分享性特性，既為做大經濟蛋糕提供了充沛動力，也為均衡發展提供了共享機制，有利於帶動區域產業分散化、促進鄉村振興、助力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彌補公共服務短板以及促進數字基礎設施更加充分地由全民共享。

此時，全國政協“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專題協商會仍在進行，委員們的真知灼見匯入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合力，隨着新的經濟形態在各地開花結果，一個統一公平、競爭有序、成熟完備的數字經濟現代市場體系，將逐漸顯現在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版圖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