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蘇寧金融研究院 作者：付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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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這樣的幾個場景：

“一名工人不慎被電鋸切掉了兩根手指，但他只能支付起1.2萬美元接好其中的一根，無奈之下他唯有忍痛放棄了另一根手指；一名患者突發心臟病，可當地各醫院的急診室都人滿為患，他被幾家醫院轉來轉去，終因搶救不及時而病故；一對中年夫婦為治病花光所有積蓄，不得不賣房並申請破產，寄住到女兒家的儲物間；一名醫生被所在醫院要求必須駁回至少10%的醫療保險支付申請，只為協助保險公司暗中省錢……”

上述內容出自一部名為《醫療內幕》的紀錄片，上映於2007年，該片對美國“生不起病”的醫療體系現實進行了無情揭露，獲得了第80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紀錄長片提名。

放眼全球，影片中的這些辛酸劇情已算不得大新聞。自21世紀以來，醫療消費始終都是全球供需矛盾的焦點，任何國家概莫能外。前些年，號稱美國社會保障體系45年來最大變革的“奧巴馬醫改計劃”在激烈的爭議中艱難推進，英、法、德等國家的醫療福利體系面臨着越來越高的財政赤字壓力，我國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經常引發熱議，其他基礎醫療條件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同樣身陷醫療困境。

如何緩解不斷激化的供需矛盾，滿足人們持續增長的醫療需求，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難題，任何國家醫療的主要癥結，都是醫療資源的供應不足與分配失衡。

就我國而言，人口總數佔全球的20%，而醫療資源卻只佔全球的2%，各大醫院的人滿為患與一牀難求已是司空見慣。從統計數據上看，截至2019年底，我國經培訓合格的全科醫生已達36.5萬名，與美國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可若是換做人均指標，我國每萬人口擁有全科醫生數量僅為2.6人左右，美國和英國則分別15人和6人以上，反映出我國醫療資源的供給不足。

與此同時，我國不同地區之間的醫療資源分配也存在着較為明顯的失衡態勢。依舊以全科醫生為衡量標準，根據國家衞計委的統計數據，我國東部地區每萬人口擁有的全科醫生數量始終大幅度領先於中西部地區，2019年東中西部地區分別為3.41人、2.6人和2.04人，這與各個區域經濟發展階段呈高度相關。這還只是數量上的統計，如果把供給質量（比如三甲醫院數量等）納入考慮範圍內，差距很可能會更加懸殊。

作為最為重要的民生工程之一，醫療供給的不足和不均衡始終牽動着各方人士的心，特別是隨着廣大民眾對於健康醫療的需求不斷提升，優化要素配置和服務供給、補齊發展短板已是迫在眉睫。2016年，國家部署制定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以農村和基層為重點，推動健康領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維護基本醫療衞生服務的公益性，逐步縮小城鄉、地區、人羣間基本健康服務和健康水平的差異，實現全民健康覆蓋，促進社會公平。”高層也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過，要“推動醫療衞生工作重心下移、醫療衞生資源下沉，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羣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衞生和基本醫療服務，真正解決好基層羣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

然而，各項醫療設施與醫生的分佈格局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想要儘快推動醫療服務的普惠，勢必要先“另起爐灶”。

在此背景下，互聯網醫療站上了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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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醫療，即以互聯網為載體，以通訊、移動技術、雲計算、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為手段，其範圍包括健康教育、醫療信息查詢、電子健康檔案、疾病風險評估、在線疾病諮詢、電子處方、遠程會診、及遠程治療和康復等多種形式的健康醫療服務。

互聯網醫療的發展，顯然有助於緩和我國醫療資源不平衡和人們日益增加的健康醫療需求之間的矛盾，只因它具有至少兩大優勢：

其一，可以提高醫療機構效率，重塑就醫範式。

互聯網技術的加持與移動支付方式的變革，將有助於從技術和模式上對傳統就醫流程進行再造，提升醫療服務的質量和效益，尤其是通過互聯網採集、傳輸、沉澱的大數據，為醫療服務突破了診療時間和地域的限制，併為攻破某些頑疾提供了可能，同時也更為精準地匹配醫患，降低患者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提升就醫滿意度。

至於就醫範式，傳統的醫療服務都是以醫生為中心，不過隨着互聯網醫療的推廣，醫院的“圍牆”將會被逐步拆除，而佔據主導地位的主體也有望從醫生轉移至患者，通過採集、錄入、分析與疾病和健康相關的特定用户個體數據或公共健康大數據，引領現代醫療向個體化醫療和精準醫療的方向發展。就像企業“以顧客為中心”一樣，醫院也會根據患者的訴求來制定相關的就醫流程，醫患關係與服務模式也將被重新定義。

其二，有利於促進優質醫療資源的下沉。

基於互聯網的醫療可以抹平地域間的溝壑，釋放醫療資源，擴大服務半徑，降低服務成本，將優質醫療資源下沉至醫療水平較不發達的城市和地區，提升基層醫療服務水平，甚至可以在互聯網平台上將國際上先進的醫療資源為我所用，從而改善我國醫療資源分佈不均衡的現狀，優化醫療資源在不同地區的配置。比如，通過採取疾病自查、在線問診、在線購藥的方式將時間和空間大大靈活化運用；還可利用遠程診療系統，開展的遠程視頻會診，對有關隔離的患者進行觀察，將不同領域的專家藉助互聯網技術匯聚一堂，就個案疑難雜症進行討論診療，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近兩年互聯網醫療的發展正在步入快車道，原因在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出於疫情防控的需要，全國各地人員流動都要儘可能地降低，部分人甚至需要居家隔離。此時，線上經濟挑起了“大梁”，諸如網絡購物、在線辦公、外賣配送、直播帶貨等業態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這當中也包括互聯網醫療——疫情期間，健康打卡、線上問診等醫療服務形式迅速普及，為廣大用户的健康與安全提供了很好地幫助，因此也成為了很多人日常生活極為重要的一部分。

以平安好醫生為例。數據顯示，在疫情高峯時期，平安好醫生平台累計訪問超過11.1億次；對比2020.1.22~202.2.6與2020.1.1~2020.1.21的數據可知，App主站新註冊量是疫情前的10倍，新增用户日均問診量則是疫情前的9倍。

除了提高廣大用户認知、培養用户使用習慣之外，互聯網醫療的積極作用也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和支持。例如，2020年7月，《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2020年下半年重點工作任務的通知》出台，提出開展基於大數據的醫保智能監控，推廣人臉識別等技術應用，推進“互聯網+醫療保障”，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醫療保障信息平台，並做好與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台的對接；同年9月，《關於以新業態新模式引領新型消費加快發展的意見》發佈，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重點扶持互聯網醫療和藥品網絡銷售，等等。

可以預見的是，伴隨着政策的支持和滲透率的持續提升，互聯網醫療將有望繼續保持快速發展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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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的景氣背後是潛在的投資機會。我們認為，以下三個領域值得關注：

第一，互聯網醫院。

僅在2018年，有關部門就先後發佈了四個與互聯網醫院相關的文件，對於互聯網醫院的運營、診療管理、遠程醫療服務等方面做出了明確規定，標誌着互聯網醫院進入規範發展的新階段。

互聯網醫院主要包括兩種商業模式：一是互聯網醫院自建模式，以醫療機構為主體，即線下醫院的互聯網化，可以幫助醫院提升優質醫療資源的使用效率，擴大醫院的社會影響力，以在線服務的方式獲取更多的病人以提高收入，如浙一互聯網醫院、深圳市寶安中醫院網上醫院等；二是以平安好醫生、微醫為代表的單家或整合多家醫療機構的在線醫療服務平台，該平台可整合多家醫療機構的資源，滿足患者不同層次的醫療需求，如好大夫的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微醫的寧夏互聯網醫院、銀川丁香互聯網醫院、春雨的銀川春雨互聯網醫院等。

第二，醫藥電商。

分析之前，先來簡單介紹一下“處方外流”，即此前由醫院藥房承擔的藥品供給、藥事服務等，逐漸釋放到以零售藥店為主的其他藥品流通渠道，在保障患者購藥需求的同時，讓醫院專注於醫療服務而非藥品銷售。這既是破局“以藥養醫”的重要手段，也是緩解民眾“看病貴”的有效途徑。

自2014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勵處方外流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而隨着醫改的不斷深入，各大試點公立醫院紛紛採取措施，降低藥佔比，推動醫院處方在院外流轉。如此一來，患者便可以自主選擇在哪裏看病與在哪裏買藥，“醫”和“藥”也正藉此逐漸實現分離。

除了利好廣大患者之外，處方外流相當於削弱了醫院對藥品的壟斷權，導致大批藥品從醫院渠道轉到院外渠道銷售，院外銷售藥品市場擴容。受此影響，醫藥電商將直接受益，特別是伴隨着醫藥O2O商業模式的日漸興起與成熟，醫藥電商的內涵被大大豐富，加速了上游醫療服務資源與下游渠道資源的結合，患者可以通過醫院或在線問診平台問診，醫生開出處方後即可在指定的藥店拿藥或送藥上門，這便打通了藥品配送的“最後一公里”。目前已有一些商家入局其中，包括阿里健康、叮噹快藥、快方送藥等。

第三，商業健康保險。

商業健康保險不僅是我國“基本醫保+僱主投保+個人投保”保障“三支柱”的重要組成，還是我國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關鍵領域。隨着國家整體衞生費用的持續增長，作為社會衞生支出最主要的組成部分的醫保基金支出總額接連創下歷史新高，疊加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劇，未來醫保基金支出壓力漸增。

此時，商業健康保險的重要性便凸顯出來。從目前來看，我國商業健康保險仍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滲透率相比於歐美等發達國家還比較低，而這也恰恰表明我國未來商業健康險保險擁有巨大的提升空間，而互聯網醫療保險平台也有望迎來快速發展，不過這需要以平台在產品優化、保險場景、風控手段、用户體驗等各方面不斷提升完善為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或許是因為行業處於發展早期的原因，業內對於互聯網醫療仍存在許多質疑的聲音，包括診斷、信息、隱私與支付的安全問題，醫患互信的可信性問題，以及商業模式的盈利可行性問題等等。從這個角度看，互聯網醫療的發展依舊任重道遠，還需要經受時間的考驗和沉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