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李奇霖

理解中國的宏觀經濟，我們再來看一下開放的問題。

在本篇中，我們將梳理GDP的另一個重要的轉化機制，也就是在以GDP為綱的考核模式下，全球化在經濟增長中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如今中國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之前我們提到的制度本身帶來的激勵機制，以及土地政策的創新之外，與改革開放時期正逢全球化浪潮也有着密切的關係。

從90年代市場經濟逐漸興起以來，中國開始接納來自全球各地的資本注入，再到2001年加入WTO，中國內地積極承接“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接棒成為新世紀的“世界工廠”。強勁的出口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注入了新動能，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隨着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全球貿易活動開始降温，甚至隱隱出現“逆全球化”的勢頭，一些產業又再次從中國內陸地區遷移至東南亞、非洲等發展中國家。

國際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升温，國內的外匯佔款也於2015年達到頂點，這無一不顯示着，原來我國主要依靠外需，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有效性已經大大降低，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勢在必行。

與此同時，參與全球化進程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的“後遺症”也有所顯現，那就是中低端製造業產能過剩，而高端製造卻供給不足乃至缺位。

那麼，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找到中國經濟增長新的發力點，我們就需要從全球化的根源上着手，看看全球化到底是如何興起的，中國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參與的，並從中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

01

全球化的背景與起源

20世紀四十年代末期，也就是二戰結束後，經濟全球化繁榮發展。

二戰時期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各國在貿易往來上的限制條款眾多，加之受到戰火長期的打擊，世界經濟一片蕭條。

二戰結束後，各國陸續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重建生產、恢復經濟，貿易活動開始愈加頻繁。關貿總協定（GATT）於1947年應運而生，儘管這在當時這只是個臨時性的協議條款，約束力也不算強，但還是對世界多邊貿易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根據李嘉圖的理論，比較優勢是產生國際貿易、跨國資源流動的重要起因，後來在此理論的基礎上，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稟賦理論。這一系列的理論指出，世界各國在資源要素稟賦上存在差異，這些要素既包括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也包括資本和技術水平，因此不同國家在生產不同商品時存在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可以體現為勞動生產率較高或者成本較低。

根據比較優勢進行國際間的專業化分工生產，能夠使各國的利益最大化，這便是促進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最根本動力。

對於工業化程度高的國家來説，當一些行業的發展遇到了瓶頸無法取得突破時，生產成本就會上升而利潤會下降。資本在利潤的驅使下，會主動尋找生產成本更低的地方，這也是大部分工業產業從發達國家轉出的重要原因。但是至於資本具體流向哪些國家，產業轉入到哪些國家，這就要看各個國家的資源稟賦了。

通過梳理，我們總結出二戰後總共出現了四次國際產業轉移，從美國到日本德國（50-60年代），從日德到亞洲四小龍（70-80年代）再到中國內地（90年代-08金融危機前）。現在我們正處於第四次產業轉移的浪潮中，一些中低端製造業由中國內地向東南亞國家轉移，而高端製造則有向老牌工業化國家迴流的趨勢。

雖然全球化趨勢在二戰戰後，伴隨美國向日德的產業轉移就已經開始了，但如果我們用商品貿易佔GDP的比重來衡量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可以發現，直到70年代全球化進程才出現了質的變化。從1969年開始，在短短11年的時間裏，全球商品貿易佔GDP比重從18%迅速提升至42%，也就是説在1980年的時候，全球各國產生的GDP近一半都是通過國際間的貿易活動取得的。

那麼，70年代究竟發生了什麼使得發達國家產生了把產業鏈轉移的訴求呢，其中一個重要的觸發因素就是世界性的糧食危機與石油危機。

1972-1974年間，受各種自然災害的影響，全球穀物產量大幅減少，加上當時美蘇關係有所緩和，蘇聯也開始進入到國際市場大量購買糧食，帶動國際糧價迅速攀升。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1974年底大麥、玉米價格相較1972年初分別上漲了155%、183%，5%泰國碎米價格漲幅甚至高達263%。

同時，1973年中東戰爭的爆發和1978年底伊朗國內政治動盪，也分別引發了兩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機，世界原油價格在1979年底達到了40美元/桶的歷史高點，相比於1973年初翻了近20倍。

但兩次危機造成油價上漲的原因還不太一樣。

第一次石油危機雖然是由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發的，但其引發因素主要是巴以衝突，戰爭並未波及到主要的產油國，中東地區的石油產量不降反升。在這個期間，歐佩克國家通過減少原油供給、採取石油禁運等措施抬升油價。

雖然供給減少了，但不意味着油的產量也少了，我們可以看到中東地區的油產量在這一階段並沒有下來，所以這個時候並不是沒有油，而是這些產油國限制了石油供給。

而且從美國的進口來看，石油和原油的進口數量一點都沒減少，到1978年前還是逐年上升的，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產油國並不是沒有油，而是通過人為限制石油供給來提升油價。

而發達國家的工業當時正值快速發展的階段，要靠大量進口石油來發展經濟，需求保持在較高的水平。通過限制供給導致石油價格暴漲，中東這些產油國，尤其是伊朗在此期間獲得了大量的石油收入。

而第二次石油危機是由1978年底伊朗內部的政治動亂和後來的兩伊戰爭引起的。伊朗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產油國之一，與第一次危機不同的是，這一時期伊朗忙於內亂和外患，根本沒空去採油，這就導致伊朗和整個石油國的油產量驟降。

這一次的供給減少不再是歐佩克集團的主動壓降，而是真的沒有油了，這也使得油價上升的幅度要比之前大得多。

在接連打擊之下，美國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CPI一度抬升至14.8%，企業生產活動的成本端壓力倍增，利潤空間不斷受到壓縮，促使資本要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發芽成長。

但是，上述我們説的石油危機、糧食危機都是全球性質的，不管產業轉移到哪裏，工業生產的原料成本都居高不下。而從事實來看，70年代隨着這些危機的發生，國際貿易活動確實變得更加頻繁了，這又是為什麼呢？

促使全球化形成的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在於發達國家的工資成本提升，導致資本加速流向勞動力數量多，而且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

在生產活動中，不止有物力原料成本，還有人工成本，也就是工資。只有當工資物價雙雙上漲，並且到了企業支付不起、實在不賺錢、工廠開不下去的程度，產業才會開始大規模轉移出去。

所以，糧食與石油危機只是推動國際產業轉移、加速全球化的觸發因素與導火索，我們還要回到高昂的人力成本去解釋上世紀7、80年代全球化進程加速的原因。

要分析美國人力成本提升的問題，就不得不提到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美蘇冷戰了。

當時的形勢是，20世紀30年代，蘇聯通過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大力發展工農業，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不僅吸引了大量的資本以及科學家蜂擁而至，也吸引了美國大批勞動力。根據美國紐約時報的報道，蘇美貿易公司在1931年發佈公吿稱，超過10萬美國工人申請至蘇聯工作定居。

由於蘇聯吸引了美國的勞動力，在外部競爭壓力之下，美國也不得不提高勞動人民的福利。

提升勞動人民福利的錢從哪來呢？靠增加對於富人階層的徵税而來。

從50年代至60年代初，美國最高檔個人所得税税率高達90%以上，這對於富人階層的收入影響很大。在遺產税方面，冷戰期間税率也一度高達77%，如果一個非常富裕的家庭的後代想要繼承父母財產的話，超過3/4的部分都要被政府徵收。同期的英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在美國的影響之下，也同樣對富人實行着極為苛刻的税收制度。

從富人那徵得來的錢，自然是用來給勞動人民提供福利，提高工資待遇與社會保障、增加就業、改善工作條件等。我們現在所知曉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的高社會福利制度，也便是根源於此。

在這個期間，工人的工資待遇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美國生產工人實際的平均周度收入（剔除物價因素）從1964年初的307美元提升至1973年的344美元，漲幅達到12%。

除了直觀數字上的反映，我們再來從社會現象看看當時工人的待遇到底好到了什麼程度。

70年代工人待遇達到頂峯的時候，一個教育程度可能連高中都不到的藍領工人，他的工資收入要比他父親在同齡時期的收入高得多，單單憑一人的工資收入就能夠支撐他輕輕鬆鬆地養活一大家子人。這大概是美國工人最輝煌的歷史時刻了，社會的貧富差距也明顯收窄。

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如此，根據郭金玲（1997）的研究成果[1]，1970-1977年間，日本、原西德、法國、英國的製造業工資增幅分別為50.7%、27.7%、47.3%、10.8%。

根據魯保林的研究結果顯示[2]，1966-1982年間美國非金融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為1.31%，而工人實際工資增速達1.68%，實際工資相對於勞動生產率增長更快，企業利潤被擠壓。勞工成本高，導致實體回報率不足。

從短期看，單單是勞動力價格的上漲還勉強可以接受，只要宏觀經濟還是持續增長的，產品還是有人買的，錢就是能夠賺到的。

而這看似和諧的平衡，卻被接踵而來的糧食與石油危機給打破了。這樣一來，伴隨着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通脹一下子就上來了。

工資物價呈螺旋上升態勢，工廠經營舉步維艱。而且當時科技發展更是到了一個瓶頸期，遲遲得不到突破，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整個國家經濟出現停滯不前甚至衰退的狀況。

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攀升。由於石油等能源在CPI中的比重較高，油價的快速上行助推了通脹，CPI在80年4月達到了15%。同時失業率波動上升，在1982年末來到了階段性的頂點10.8%。

企業利潤嚴重縮水，根據Bakir和Campbell（2010）[3]的統計，美國非金融企業税後利潤率在1975年、1981年甚至降到了4%以下。

發達國家被高失業與高通脹充斥着，工資剛性的存在也使得通過降薪來提升利潤不太現實，這就迫使企業主不得不去尋找成本更低尤其是勞動力價格更低的地方，將大部分的生產環節轉移出去。

最開始，美國只是將一些傳統的鋼鐵、紡織製造工業轉移到了日本和德國，剩下的工業部門對於GDP貢獻還是很大的，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依舊能夠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

但是70年代滯脹發生之後，迫於生產成本攀升的壓力，一些汽車、家電製造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是產業中勞動密集的加工環節全都被陸續轉出，國內只留下了最核心的研發部門。在美國，“去工業化”越來越明顯，製造業逐漸空心化，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一降再降。

在產業轉出的同時，政府的税收政策開始迴歸正常，個税、公司税、遺產税均被調低，富人階層得到了喘息，但美國工人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有研究表明，自70年代以後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持續降低，社會貧富差距再度擴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oseph E. Stiglitz曾在2012年指出，美國的一個全職男性工人的實際工資已經停滯了1/3個世紀。

與此同時日德的經濟在美國的援助之下早已經從二戰中恢復了過來，在產業升級需求和滯脹的雙重影響之下，也開始將一些50年代從美國承接過來的中低端製造業再次遷出，遷出方向主要是亞洲四小龍。大量的外資流入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同樣助力這些地區的經濟蓬勃發展。

等到了90年代初期時，處於市場經濟轉型與對外開放時期的中國，憑藉着絕對的人口紅利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將製造業承接了過來。

02

全球化要素之一：人口紅利

二戰後，由於勞動力價格的變化和尋求比較優勢的需要，世界製造業的中心逐漸從美國轉向日、德及亞洲四小龍。

然而從90年代開始，中國承接了海外大部分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的工業轉移，尤其在加入WTO之後，成為了新世紀的“世界工廠”。

一方面，加入WTO獲取的外部需求對釋放國內產能潛力的貢獻自然不可忽視；另一方面，中國豐厚且有效的勞動力人口成為了迅速完善製造業全產業鏈體系的最強動力。

在全球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我國承接的產業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傳統資本密集型產業，存在巨大的勞動力需求。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迎來了三次“嬰兒潮”，分別是上世紀50年代剛解放時期，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結束之後，以及80-90年代的回聲嬰兒潮時期。在中國承接海外轉移的這一階段，人口結構呈現年輕化，為國內製造業發展注入了大量生力軍。

那麼問題就來了，像印度、孟加拉國等一眾發展中國家，包括非洲地區，他們的年輕人口也是很多的。在90年代，印度、孟加拉國15-6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與中國同樣都是在六成左右，但為什麼是中國而不是它們來承接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呢？

根本原因是由於這些國家的年輕人口雖然多，但是他們沒有受過基礎教育，形成不了有效的人口紅利。根據沈小碚（1992）的研究成果統計[4]，80-90年代，孟加拉國、印度、巴基斯坦的識字率不足50%，非洲地區的文盲率甚至高達60%左右。

反觀中國，除了人口數量增加以及年齡結構年輕化帶來的資源型人口紅利之外，新中國成立以後，基礎教育迅速向全國普及，提升了我國的人力資本水平，我國參與全球化進程具備人口“質”、“量”的雙重優勢。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文盲率曾高達80%，勞動者文化水平不高，極大地制約了現代化工業的發展。1950年，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中首次提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之後，興起了遍佈全國的掃盲運動，大幅提高了基礎教育的普及度，到了2000年中國文盲率已經降低至6.72%。

除了有高質量、低成本的勞動力支撐之外，我國承接海外轉移所必要的工業化基礎也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以前。

從1953年起, 國家一方面將私有經濟列入計劃，進行社會主義工業改造, 另一方面藉助蘇聯的支持開始實施五年計劃，啟動建設了涵蓋各個工業門類的重大項目156個（實際完成150個），在“一五”計劃中較好地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在此基礎之上，新中國領導人在1960年代着手推動“完整工業體系”的建設，目標是不僅能做原材料，還要能做高技術產品，並且覆蓋紡織、機械、國防等各個行業。在1978年基本達到了“獨立國民經濟體系”的主要目標，紡織業生產達到了紗238.2萬噸，人均34.4尺布。鋼材、木材、有色和稀有金屬、機牀、發電量等生產能力取得增長上的重要突破，“兩彈一星”和核潛艇也獲得了重大進展，初步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和科技基礎。

在全國上下的工業體系建設動員中，不僅城市是工業發展的主力軍，在1970年的“四五”計劃中，農村方面也開始發展“五小工業”，即由中央財政撥出專項資金80億元用於地方各省區發展小煤礦、小鋼鐵廠、小化肥廠、小水泥廠和小機械廠。

根據劉玉安、米克榮（1990）的研究成果統計[5]，自1965年到1977年，全國公社企業數量翻了10倍。1977年，五小工業生產的氮肥佔全國氮肥生產總量的40%，磷肥佔50%，水泥佔64%，水力發電量佔33%，這些成就充分顯示出農村工業發展的廣闊前景。

這樣一來，新中國的城市裏有產業工人，農村也搞過五小工業。人員方面，懂工業、進工廠的人變多了；結構方面，農村小企業通過承擔對大企業的補充角色，地方經濟實力也起來了，這些改革開放前的工業化建設為之後承接海外轉移奠定了基礎。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之所以能夠抓住90年代國際產業轉移的機會，絕不只是靠龐大的人口總量取勝。

大量的勞動力想要順利進入製造業形成有效的人口紅利，還得要保證勞動者受過基礎教育，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除此之外，國家自身還要有一定的工業基礎，勞動者能夠熟悉工業、瞭解工業。

也正是這兩點使得中國在20世紀末，能夠區別於同樣擁有大量年輕廉價勞動力的其他欠發達國家，率先接過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奇跡般地發展出了完整的製造業工業體系，成為世界三大製造業中心之一。

03

全球化要素之二：招商引資

中國能夠成功搭上全球化的巨輪，還離不開我國開放政策的引導和支持。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在同工商界領導人談話時就表示：“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鼓勵利用外資和國際先進成果來加速四個現代化建設，打開了我國各地政府招商引資的大門。

1983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強利用外資工作的指示》，放寬在税收政策、國內市場準入、設備材料等產品進出口等方面的限制，並且在符合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對中外合資企業實行與國營企業的同等待遇。1986年10月，國務院發佈《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對來華投資設廠的企業在税收繳納、利潤匯出、場地使用費用、再投資、信貸等方面提供相應優惠和便利。

在中央陸續出台的一系列吸引外資的文件指導之下，地方政府競相推出一個更比一個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外資企業獲得了減税返税、低價租用工業用地、財政補貼、行政程序簡化等一系列優惠，甚至有些地區以低於徵收成本的價格出讓工業用地，來吸引外資注入。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中，我們曾詳細的論述了在以GDP為綱的考核體系之下，各地政府之間更多的是一種競爭關係。在招商引資方面，為了獲取比較優勢，各地政府間的競爭也異常激烈，下面我們將通過一個生動的例子來進行説明。

假設有一個大型的外國高新技術企業甲想要入駐中國大陸，我們來看看它可能會享受什麼樣的優惠待遇。

首先，在表達了想投資設廠意願的初期，可能很快就會收到來自多地地方政府的邀約，這充分體現了地方政府對於招商引資的渴望與熱情。企業甲再根據自身企業的特性以及成本、區位優勢等條件，選擇性地去考察幾個不錯的地方，跟這些地方的政府進行進一步的接洽。

假設第一次考察甲來到了A地，A地給出的優惠條件有：配以完善的基建設施、給生產物流等環節提供綠色通道；對於甲企業的高級人才給予優待，比如提供優惠的購房政策、子女的教育資源等；政府還可以幫助企業在當地進行招聘，負責解決其勞動力需求等等。除此之外，更多的優惠政策還可以再進一步協商。

當然減税返税、補貼和極低的工業用地價格在此就不額外列舉了，這一般是每個地方招商引資都會給予的比較基本的優惠政策，只是説可能不同地區之間的優惠力度存在一些差別。

第二次考察甲企業又來到了B地。B地表示A地提供的優惠他們也可以提供，雖然B地的勞動力資源沒有A地那麼豐富，但B地坐擁全國頂尖的高等學府，能夠給甲企業提供擁有高技術的人才資源。不僅如此，B地政府還表示可以設立政府引導基金，來幫助甲調動金融資源，匯聚社會資本。

資本的吸引力無疑是強大的，甲企業聽到以後十分心動，但是貨比三家，甲還是決定再去C地看看。C地表示像人才、勞動力、資本支持等甲企業想要的他們都有，重點是他們還設有成熟的工業園區，裏面已經引入了很多像甲這樣的高科技企業，擁有一定的產業上下游資源和基礎配套設施。

即使當前的產業基礎不夠完善，C地還可以圍繞甲進行產業鏈招商，也就是把甲的上下游企業吸引到工業園區來，幫助它打通上下游產業鏈環節，形成產業鏈集羣，在助力企業節省成本提高效率的同時，促進其在國內快速發展擴張。

那麼除了ABC三個地方之外，還有其他的地方政府也給了甲公司非常優惠的待遇條件，這對於甲企業來説當然是樂見其成的。

並且，就算甲最終選址完了，故事就結束了嗎？

並沒有，作為一個大型的國際企業，甲肯定還是要在其他地方設立分支機構或者工廠的，那麼這又會掀起各地政府招商引資的新一輪競爭。

甲企業只是我們舉的一個例子，在全世界像甲這樣被地方政府趨之若鶩的外資企業還有很多。就是這樣的一些高度親商的優惠政策，再加上上面我們提到的人口紅利，共同促進了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快速增長。尤其在加入WTO之後，由於我國與國際市場的進出口貿易渠道更加暢通與便利，中國對於全球資本的集聚效應愈加明顯，對外開放的步伐也有所加快。

04

全球化帶來了哪些問題

承接大量海外轉移後，得益於快速打開的國際市場，中國的製造業通過融入產品內國際分工體系快速成長起來。

從對外貿易的數據變化中可以窺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出口競爭力的提升。根據WTO數據，1978年，中國貨物出口總額佔全球的比重為0.8%，而到了2015年這個比重迅速上升至13.7%。

然而，我國一開始參與國際分工，主要是以低端生產環節為主，依靠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低的比較優勢實現出口的快速擴張，這就會導致產能過剩，低端重複的問題。在中國，很多產能都是過剩的，但這些過剩的產能主要集中在一些低端製造環節，核心的高精尖技術其實很緊缺。

以鋼鐵產業為例，在供給側改革中，鋼鐵產業首當其衝，主要就是由於鋼鐵一方面產能過剩嚴重，另一方面由於技術不到位等因素導致產能利用率低下，造成了資源浪費。根據世界鋼鐵協會統計，2020年全球粗鋼產量達到18.64億噸，其中中國的粗鋼產量達到10.53億噸，居世界首位，佔全球粗鋼產量比重約56.5%，是排名第二的印度粗鋼產量的10倍還多。

在低端鋼鐵產量過剩的同時，一些特殊品類的高質量鋼材仍然依賴於進口，比如高標準模具鋼、高端軸承鋼等，對航空航天、國防軍工相關領域發展形成制約的核心品種。[6]

是什麼造成了這種低端重複，高端緊缺的產業結構呢？

可能有人會説，是因為中國創新不足；可能還有人會説，是中國對於產權的保護不夠。不可否認，這些因素是客觀存在的，不過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是要回溯到以GDP為綱的考核制度之下，我國的產業結構過於分散這個問題上。

分散化的產業結構影響了企業發展和擴張的模式，導致企業在分散化競爭的格局下，只能通過不斷擴大產能，拼低價拼資源，把競爭對手擠出市場，進而搶佔市場份額。

我們假設一個極端情況，企業乙想要壟斷全國的市場份額，高效的做法應該是縱向整合上下游資源。而現實情況是在以GDP為綱的考核制度之下，導致每個地方都擁有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乙企業要去進行縱向整合所花費的金錢和時間成本是非常高昂的，還不如先通過簡單粗暴的擴產能、拼低價去搶佔市場份額，維持市場地位，把對手擠出市場之後再談資源整合和產能創新。

這種操作在一些傳統週期類行業，比如工程機械、房地產等表現尤為突出，先不去考慮資源整合和創新，而是優先通過低價搶佔市場份額。

在這樣的產業模式之下，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就要打一個問號了。這也是為什麼過去，尤其是在供給側改革之前，週期股表現整體偏弱，原因很簡單，就是需求端看不到長期的增量，同時供給端還過剩，存量博弈之下，導致每個企業的市場份額都很薄弱。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不可能去搞創新。比如像半導體這種資金投入規模巨大，更新迭代速度較快的產業，在分散化的競爭格局之下，各地都在追求大而全的產業結構，難以形成有效的資源整合，就會導致產業難以形成規模化創新，只能維持低端鎖定。

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我國這種低端化的產業格局還可以為繼，不過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產能過剩、低端重複的產業結構已經不能夠適應國家的現實情況了。

一方面，全球化的大邏輯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前文中我們已經分析過，美蘇冷戰的背景之下，發達國家勞動者的待遇大幅提升。當初為了降成本，在全球化的產業轉移中，發達國家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端企業轉移到了具備成本優勢和人口紅利優勢的發展中國家。

但是隨着這些生產端的轉移，原本工人較高的福利待遇也就隨之消失了，貧富差距逐步擴大。為了縮小貧富差距，維持社會穩定，這就需要發達國家在生產端進行再平衡，而且這將會成為未來的一個長期趨勢。

在過去的產業轉移過程中，中國逐步形成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在這樣一個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經濟增長模式之下，我國國內經濟的運行對於國際市場形勢的變化是非常敏感的。生產端進行再平衡既然是一個長期趨勢，中國如果想要持續獲取經濟增長的新動能，過分依賴國際市場肯定是不可取的。

先從外需來看，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復甦動能明顯更依靠外需，上半年的出口數據表現亮眼。上半年累計出口同比增速高達38.6%，依舊維持了較高的增速，兩年複合增速也有13.8%。

出口之所以維持韌性，一是由於海外疫情有所反覆，導致新興國家的生產恢復受限，而中國的疫情控制較好，全球產業鏈依舊加速在向中國聚集。上半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累計同比由1月份的6.2%大幅上升至4月份的42.8%，這也體現出中國對海外產業鏈的吸引力仍在逐步增強。

二是由於美國此前大量財政補貼的發放，使得居民的資產負債表並沒有因為疫情而受到明顯影響，從而導致居民外出工作的慾望不夠強烈，美國的生產修復也並不順暢。

但是向後看，由於美國的財政刺激和貨幣寬鬆開始退潮、全球疫情仍面臨較高的不確定性、經濟恢復逐步帶動經濟動能由商品消費轉化為服務業消費等方面因素的影響，出口還是存在一些不確定性。所以，外需還是要向內需轉移，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再從進口來看，在全球化進程加速的時期，國內一些高端零部件生產不出，是可以依靠進口的。但是目前逆全球化現象正在逐步顯現，貿易保護主義逐步增強。

貿易限制之下，高端零部件自己造不出來，想買又買不到，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不強化國產替代，提升核心領域的自主可控能力，就會陷入到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

另一方面，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也日益嚴重，促成全球化產業轉移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勞動力人口紅利的優勢正在逐漸消退。

如果按照聯合國的標準，中國在步入21世紀時也就是2000年開始便步入了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7%）。年輕人口比重自2011年達到74.5%的峯值後逐年下降，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達到13.5%，老年人撫養比達19.69%，這也意味着過去依靠較低的撫養比帶來的人口數量紅利漸入尾聲。

與之對應的，勞動力的成本也在提高。自2000年以來，我國製造業就業人員平均工資逐年上升，已經由2000年的8750元提升至了2020年82783元，20年間翻了9倍有餘。低廉勞動力成本在國際分工中的競爭優勢逐步削弱, 低端的廉價出口模式難以為繼。

05

如何應對與解決問題

就以上全球化帶來的產能過剩、低端重複的問題，應該如何去應對呢？我們認為主要可以從發揮人口質量紅利優勢、深化低端產能出清、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這三個方面進行解答。

5.1 發揮人口質量紅利優勢

在本篇的第二部分，我們詳細地闡述了人口紅利在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這裏的人口紅利不僅是指的“量”方面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還包括勞動力人口“質“的提升，也就是勞動力整體受教育程度和人員素質的提高。

根據王烽（2021）[7]的研究成果，我國基礎教育普及程度已經達到或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2019年，學前教育毛入園率達到83.4%，九年義務教育全面普及並在縣域內實現基本均衡，高中教育毛入學率達89.5%。

同時我們統計了世界銀行公佈的勞動力中具有基礎教育水平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以美國和英國這兩個老牌的發達國家為例，2019年這一數據分別是42.19%、60.49%，與中國同處亞洲的韓國是47.77%。

儘管我國毛入學率與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統計口徑不盡相同，但是通過大概的比較，也能夠看得出我國在基礎教育普及方面的成效。再從2019年全國居民户主文化程度構成情況來看，僅有2.1%的户主沒上過學，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户主佔比高達77.6%。

既然我們擁有人口質量紅利，那麼如何去有效地利用這些人口資源，促進經濟增長就成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方面需要形成高端產業鏈，吸引高質量的就業人口。我們看社會新聞，時常會有一些關於研究生畢業了去送外賣，或者當服務員的報道，我們並不去質疑他們的職業規劃和選擇，只是從成本與產出的關係上來看，認為這是對於教育資源的一種浪費。

不過究其本質，這種社會現象的產生，還是由於提供給這些高質量人才的高端生產端供給存在供不應求的情況。如果供給足夠多，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肯定會更願意做一些能夠學有所用，支撐我國製造業轉型升級，並且能獲得更高收入的工作。

另一方面，還是應該進一步強化我國人口質量紅利的優勢，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國民整體的受教育水平。產業升級與人口質量紅利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係，產業升級能夠吸納更多的高素質人才就業，而人口質量紅利的提升也可以為產業升級提供支撐，從而促進我國進口替代和核心領域自主創新能力的發展。

5.2 低端產能出清與高端進口替代

過去國內低端產業的迅速擴張導致低端市場趨於飽和，而高端產業仍然缺位。想要解決高端與低端產業產能的錯配，實現從0到1的突破，解決卡脖子問題，繼續深化低端產能的供給側改革，推動高端產業自主創新和進口替代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淘汰落後低效的過剩產能，但這個過程要循序漸進，如果用力過猛，一下子把過剩產能全切掉了，很容易引發大量勞動人口失業，這肯定是不可取的。

到目前為止，煤炭、鋼鐵等傳統型行業已經成功去掉大量落後產能，與此同時釋放出的大量勞動力自然也不能忽視。供給側改革一個很重要的目的便是調結構，將這些勞動力合理調動到戰略性新興產業，比如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將對推動進口替代、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形成支撐。

雖然自科技強國戰略提出以來，我國在科技上的投入持續加碼，也取得了眾多不凡的成果，但在一些關鍵的領域還存在短板，面臨“卡脖子”的問題。比如説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每年都要花費很多錢從海外進口。一旦貿易摩擦升温，那些掌握着核心技術的國家對於我國高技術門類產品的進口加大限制，就會嚴重製約國內的產業鏈發展，從而讓我國處在一個非常被動的局面。

具體從科技投入經費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R&D投入強度（R&D佔GDP的比重）為2.2%。其實這個比重相較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部分發達國家來説都已經算高了，但對比老牌工業化國家，尤其是經歷過產業轉移的美、日、德、韓來説，還有很大的差距。

國家統計局社科文司高級統計師張鵬曾指出，我國企業研發投入的行業分佈也與美國相去甚遠，2017年非製造業企業研發投入佔比不到15%，遠低於美國33%的水平。由此可見，未來通過科技的創新實現突破，徹底解決卡脖子的問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其實現在一些激光、光伏、機械等製造業裏面已經出現了大量的進口替代，這些產品具備競爭優勢的核心邏輯是在於產品較高的性價比：便宜、好用、售後響應快。做到以上幾點，才能夠真正讓產品在國內市場甚至國際市場站穩腳跟，實現對外國科技產品的替代，不再深陷於海外技術封鎖和貿易限制的被動局面。

我們以光伏產業為例。

我國的光伏產業曾經是一個典型的“兩頭在外”的行業，在發展國產替代，放大國內市場需求方面，過去光伏行業的成功經驗是值得借鑑的。

接下來我們通過回顧我國光伏行業的發展歷程，來看看它是如何經歷國內外市場沉浮，在一次次洗牌之後，真正站立在金字塔頂端的。

21世紀初始，依託於歐美國家對於推廣應用可再生能源來保護環境的訴求，歐洲光伏市場得以快速興起，催生了巨大的光伏發電需求。彼時，中國作為全球產業鏈中重要的一環，也加入了這一行業的發展之中。

前文我們提到，從一開始我國就是通過參與中低端生產製造來加入全球化分工的。具體到光伏產業鏈來看，它的上游是硅料和硅片等原材料製造，中游是光伏電池和組件的製成，下游則是各類發電站。

中國企業負責的主要是中游光伏電池和組件的加工製造，這一環節的技術含量相對較低。

其上游硅料和硅片技術門檻比較高，相應的提純等技術被美日歐的廠商壟斷，所以在原料端基本上都要靠進口。

下游光伏發電應用的市場也主要在歐洲，根據EPIA統計數據，2008年歐洲新增裝機容量佔全球比重高達85.12%，而國內需求還沒怎麼被開發。

所以，我國光伏中游產品製造的進口與出口都得看外國的臉色。這一階段，中國企業實際上是憑藉着歐美國家的政策扶持以及國內廉價的勞動力，以相對便宜的價格取勝，獲取了大量製造環節國際市場的份額。

同時，歐美市場光伏電池供不應求，導致多晶硅等原料價格飆升。根據PVinsights的數據顯示，2004-2008年間由於多晶硅的嚴重短缺將其現貨價格推升至了480美元/公斤的天文高度。只要需求不減，就有利可圖，這也就吸引了中國越來越多的企業投資多晶硅，甚至出現了“擁硅為王”的局面，產能開始盲目地擴張。

而金融危機的爆發致使前期擴張的產能開始過剩，多晶硅價格又跌回了與05年相當的水平（55美元/公斤）。在技術水平相當的情況下，國內那些不具備成本優勢的企業面臨的嚴重財務危機乃至破產清算，很大一部分多晶硅項目、產能被推遲甚至遭到遺棄。不過後續隨着經濟的修復，需求有短暫的回暖，硅料價格也開始回升。

然而，2012年的“雙反”給了我國光伏行業沉重打擊。加上受歐債危機的影響，以德國、意大利為代表的歐洲國家開始削減或者停止裝機補貼，對歐美的出口佔我國光伏總出口的份額由2012年的80%，驟降到2013年的40%左右，縮水近一半[8]，光伏電池組件及其他產品的總出口額也同比下降17.94%，至122.89億美元。

為了保住這樣一個符合國家戰略且能夠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行業，國內政府開始施以援手。2012年11月，十八大報吿明確指出，“支持節能低碳產業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發展，確保國家能源安全”。這為當時國內光伏行業帶來了希望的曙光。

2013年7月，國務院發佈《關於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2016年12月，國家能源局印發《太陽能發展“十三五”規劃》；

……

政策的扶持不僅是在供給端、企業端給予補貼，更是去努力營造出與光伏配套的產業環境，比如説開闢國內光伏的應用需求。伴隨着節能減排的推進，光伏應用被迅速推廣普及，運用到農業、旅遊、教育等各個生產生活領域，自2013年首次超越德國以來，截止2019年，我國國內新增裝機量已連續7年位居全球第一。

技術創新也是政策扶持的一大重點。2012年以來在產能不斷擴張的同時，技術創新與進步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説在生產工藝方面，金剛線切割技術的運用能夠大大地節省原料的消耗，使成本下降60%以上；單晶硅的應用大大提升光伏發電效率。

2018年，國產電子級多晶硅量產，實現了0到1的突破，這使國內產業對於上游進口原料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到2019年，多晶硅國內產量達34.4億噸，進口多晶硅佔比已由2001年的96.4%下降至29.6%。根據《2019-2020年中國光伏產業年度報吿》，2019年中國大陸硅片產能達到173.7GW，佔全球比重為93.7％，全球的光伏產業佈局正在向國內集中。

這一階段，我國光伏產業得以從上一階段的“兩頭在外，受制於人”的困境中走出。

但長期以來政策的補貼也產生了一定弊端，一些企業只要能夠拿到補貼，就能夠用較低的價格來獲取市場份額，像我們在前面所説的一樣，賺來的錢更願意去拼低價競爭、做產能擴張，而不是用於研發，做技術進步，這樣一來，產能過剩是必然的結果。

因此，“531新政”應運而生。2018年5月31日，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了《關於2018年光伏發電有關事項的通知》。通知對光伏發電定價、新增建設規模指標等方面都做出了調整，更是直接表明要加快補貼退坡，這給急速擴張的光伏產業踩下了剎車。

新政出台之後，那些進行低端擴張低價競爭的企業悄然失色，落後產能被淘汰，行業迎來再一次洗牌，留下來的是那些要麼依靠技術進步來降低成本，要麼精益求精提高產品質量的企業，行業集中度提升，有技術實力和競爭力的企業得以真正被看到。

再加上2018年 “雙反”結束，中國的光伏企業又一次走入了國際舞台。與最初不同的是，此時中國的光伏產業鏈不再受制於人。在技術與成本優勢的雙重加成之下，中國光伏製造憑藉着極高的性價比，也就是好用、便宜、響應快的優勢，再次獲得了國際市場的青睞。2019年全國光伏產品出口額再次突破200億美元，在2020全球光伏企業20強中，中國企業佔據16家，且囊括前五名。

中國光伏產業發展20年，從受制於人到自主可控，主要得益於以下原因：

第一，中國逐漸形成的人口質量紅利。根據教育部統計數據，自2003年以來全國科學家與工程師職務穩步上升，到2019年達到118萬人，每年畢業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量是美國的6-8倍。工程師人數多且增長快，就有了進行核心領域自主創新和國產替代的本錢。

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雖然近年來有所提升，但相較於發達國家還是具備競爭力的。2020我國年均製造業人工成本還不到美國的一半，技術與成本的雙重優勢更是賦予了我國光伏產品極高的性價比。

第二，目前光伏的積極應用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比如供電、建築低碳、旅遊、光伏扶貧等，下游光伏應用對於內需的開拓，為行業發展注入內生動能。

第三，政策審時度勢，有的放矢。政策適時進入支撐光伏企業，同時得益於財政補貼，企業能夠有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市場滲透率。而隨着補貼的逐漸退坡，市場之手又推動行業出清，淘汰落後產能，激發了光伏產業技術革新。

曾經兩頭在外的中國光伏真正做到自產自銷，打通了光伏全產業鏈環節，成功實現產業內循環，這為我國其他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未來發展與變革樹立了行業標杆。

5.3 發揮資本市場的定價功能

在強調人口質量紅利和低端產能出清對於調整產業結構的重要性的同時，金融領域服務於實體經濟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過去，中國企業融資主要是通過以銀行貸款為代表的間接融資方式，間接融資在金融總資產中的比重超過70%，而直接融資佔比不足。

對於銀行而言，往往更願意把大量資金貸給有政府背書的項目和傳統行業，以此來保證貸款資金風險可控，同時也能加強與政府之間的聯繫。這就導致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結構非常同質化，資金的配置效率較低，錢都鋪在了規模雖然很大，但在如今看來產能低端過剩的行業。

這樣的資金配置結構不僅導致了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還導致了像鋼鐵、煤炭、有色金屬等傳統行業中的大型企業，在有了龐大資金的支持之後，加劇低端產業擴張，進一步導致了產能過剩，同時還帶來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弊端。而這樣的模式下，銀行信貸對於那些國家重點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持稍顯不足。

在過去的發展模式下，經濟增長、產能擴張主要依靠銀行信貸，而隨着科技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在新發展階段，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則更多要依賴於資本市場。

為什麼這麼説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近期的市場走勢。自二季度以來，新能源、半導體等新興產業表現持續火熱，無論是漲幅還是估值都處於領先水平。而傳統經濟的代表，比如像房地產行業及其衍生產業鏈，包括銀行、家電、水泥等板塊表現偏弱，新舊經濟分化明顯。

而這些新興行業的估值之所以水漲船高，主要受益於當前機構的一致性預期。公募基金資產管理規模在近兩年快速擴大，截至2021年5月公募AUM為22.9萬億，相比2019年底增長了55%。隨着機構投資者規模不斷擴大，其在市場中的話語權不斷加強，公募投資偏好也會影響資本市場的投資風格。

目前機構之所以一致看好這些高端產業，又主要得益於資本市場的價值發現功能。

在投資之前，投資者往往會對投資標的進行估值，根據DCF模型，分子端的現金流久期越長、確定性越高、公司的基本面越靠譜，往往更容易產生估值溢價，對投資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強。

像以地產為代表的傳統企業，在從嚴監管的預期之下，缺少政策紅利的支撐，機構對於其未來業績和流動性並不看好，這就導致了配置資金的大規模撤出。

而像與碳中和這一長週期國家戰略相關的新能源等概念，以及與國產替代相關的高端裝備製造、半導體等概念，這些行業的發展都是具備長期趨勢的，具備長期的政策紅利及資源傾斜預期。長期趨勢下，DCF分子端持續改善的預期較強，將會助推估值水漲船高。

資本是逐利的，這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回報相對更優，市場賺錢效應起來了，自然也就會吸引更多的增量資金配置，那麼增量資金從哪裏來呢？

根據我們的調研，很多機構感覺到今年投資者的風險偏好整體提升了，在市場回撤的時候客户贖回量並不大，但市場稍微反彈，配置資金的流入卻十分明顯。

根據建行私人財富報吿，2018年中國個人資產可投資資產總額就達到了147萬億元，較2008年翻了近五倍，不斷積累的居民財富將催生大量的投資理財需求。

中國的儲蓄率向來居高，居民的風險厭惡程度也高，出於保本的安全考慮，更願意把錢存到銀行去。根據央行2019年對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的調查，我們可以看到，居民資產中80%是以房地產為主的實物資產，金融資產佔比本身就不高。而在金融資產中更多的是銀行存款和銀行理財，股票、基金等風險資產配置佔總資產比例不及3%。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居民儲蓄到投資還是存在很大轉化空間的，隨着資本市場深化改革的持續推進和資本市場新生態的逐步形成，居民財富配置向資本市場轉移是大趨勢。而且這些資金的配置方向，很大一部分是交給機構，由機構投向這些具備長期趨勢及現金流久期長的新興行業。

對於這些新興產業而言，增量流動性將助推股價繼續上漲，股價的穩定上漲，又為上市公司進行定增、通過股權質押獲得再融資，或者做股權激勵都提供了便利。資金的問題解決了，這些科技成長型企業也就更有動力去進行科研和創新了，這些都是環環相扣的。

就像現在很多包括芯片產業在內的高科技企業都實行了股權激勵，而股權激勵的有效性同樣離不開資本市場的支持。公司質量和市場預期往往靈敏地反映在二級市場的股價中，從而讓好的企業能享受到與其業績、成長性相匹配的估值溢價。同時，股權的激勵也需要通過資本市場這個平台來兑現，才能真正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進而轉化為促進公司長遠發展的內生動力。

銀行貸款更看重抵押品，更適合修橋、修路這種大型基建項目，但在新經濟發展浪潮之下，這種模式顯然不合適了。而資本市場關注的是未來長期的成長性和穩定的預期，這跟銀行是有本質區別的，資本市場的這種資金配置功能是銀行難以做到的。

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最終是為了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根據Wurgler（2000）[9]的研究，一個國家的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就有更高的資本配置效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金融體系的效率高低決定了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以及對於系統性風險的防範、解決能力。讓稀缺的金融資源流向最有戰略發展意義的產業，而不是在資產性投機領域空轉，才能有效地推動我國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挖掘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