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開源證券趙偉
要點
作為財政剛性支出項,債務付息變化的特點、驅動及影響,本文梳理可供參考。
一問:財政支出變化,有何特點?付息壓力快速上升,地方政府性基金突出
廣義財政付息壓力近年來快速上升,地方政府性基金付息增長尤為突出。作為較為剛性的財政支出,債務付息規模快速增長,由2015年不到5000億元增長至2020年近1.4萬億元,佔廣義財政支出比重從2015年的2%抬升至2020年近4%,抬升幅度在主要支出項中居前。其中,地方財政付息增長較快,佔全部付息規模的比重由21%抬升至59%,地方政府性基金增長尤為突出、佔比抬升至29%。
東部和西部付息規模居前,西部和東北付息增長較快、相對壓力較大。2020年,廣義財政付息規模,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依次為3181億元、1615億元、2282億元和650億元,較2015年分別增長15倍、12倍、11倍和12倍。考慮財政收入,東北和西部付息壓力較大,付息規模與廣義財政收入之比分別為8.4%和6.4%,高於東部的2.9%和中部的4.6%,政府性基金和一般財政付息壓力均居前。
二問:財政付息壓力持續上升的驅動因素?地方隱性債務置換、專項債擴容等
財政付息壓力持續上升,緣於國債和地方債快速增長,後者與前期隱性債務置換、近年來新券擴容等有關。2015年以來,國債存量增長1.3倍至20.7萬億元,而地方債存量增長4.3倍至25.4萬億元、是付息壓力快速累積的主要推手。其中,2015年至2017年,地方債置換券發行近11萬億元,推動地方債存量超過國債;2018年以來,專項債新券大幅擴張,同時地方債到期續發,使地方債持續累積。
債務累積的同時,財政收入增長放緩,進一步推升債務付息壓力,尤其是部分前期債務增長較快的地區。近年來,持續累積的債務帶動付息規模年均增長超20%,而廣義財政收入增速逐年回落,從2017年最高13.5%回落至2020年的4.7%。分地區來看,西部和東北付息增長較快,與前期債務置換較大等有關;同時,西部廣義財政收入增速的逐步回落、東北收入的持續低迷,進一步加大債務平衡難度。
三問:債務付息壓力上升的影響?掣肘財政支出騰挪空間,及地方債擴張空間
伴隨債務壓力加速顯性化,地方債相關監管明顯加強,傳統負債驅動型投資動能明顯弱於以往。2020年以來,地方債監管逐步完善,從項目審核、信息披露、績效考核到債務償付等,建立項目全生命週期管理,使得地方債資金運用更加註重質效。同時,存量債務不斷累積下,債務付息支出不斷上升,疊加社會保障等其他剛性支出,掣肘財政支出騰挪空間,進一步降低地方政府負債驅動投資的動能。
地方債或吿別高增長,新券額度未來可能逐步下降,分配或更加註重項目質量等因素。持續累積的債務,不僅使得利息剛性支出大增,還推升地方政府債務率至94%、接近100%警戒線,成為影響未來政策空間和思路的重要因素。政策“調結構”、“防風險”背景下,地方債增長或逐步放緩,新券額度可能逐步下降;伴隨“零基”預算等改革逐步落地,地方債額度分配或更加註重項目質量、績效等。
風險提示:債務監管趨嚴,數據統計過程中的偏差。
正文
廣義財政付息壓力近年來快速上升,相對增長幅度在主要支出項中居前。作為較為剛性的財政支出,債務付息規模快速增長,由2015年不到5000億元增長至2020年近1.4萬億元,佔廣義財政支出比重從2015年的2%抬升至2020年近4%,抬升幅度在主要支出項中居前。期間,一般財政付息規模佔支出比重抬升近2個百分點,抬升幅度僅次於社會保障;政府性基金付息規模佔支出比重抬升超3個百分點,抬升幅度為政府性基金主要支出最大。


一般財政和政府性基金付息壓力均持續抬升,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付息壓力抬升較快。2020年,一般財政和政府性基金付息規模分別為9804億元和4175億元、分別較2015年增長1.8倍和45.5倍,付息支出佔總支出比重分別抬升至4.0%和3.5%。其中,一般財政中中央付息規模略大於地方,政府性基金主要由地方貢獻。2020年,地方政府性基金付息規模達4037億元,佔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比重,較2015年抬升3.3個百分點至3.5%。




東部和西部付息規模居前,西部和東北付息增長較快、相對壓力較大。2020年,廣義財政付息規模,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依次為3181億元、1615億元、2282億元和650億元,較2015年分別增長15倍、12倍、11倍和12倍。考慮財政收入,東北和西部付息壓力較大,付息規模與廣義財政收入之比分別為8.4%和6.4%,高於東部的2.9%和中部的4.6%,政府性基金和一般財政付息壓力均居前。其中,黑龍江、新疆、重慶、天津等地政府性基金債務付息佔收入比重超10%、付息壓力較為突出。




財政付息壓力持續上升,緣於國債和地方債快速增長,後者與前期隱性債務置換、近年來新券擴容等有關。2015年以來,國債存量增長1.3倍至20.7萬億元,而地方債存量增長4.3倍至25.5萬億元、是付息壓力快速累積的主要推手。其中,2015年至2017年,地方債置換券發行近11萬億元,推動地方債存量超過國債;2018年以來,專項債新券大幅擴張,同時地方債到期續發再融資券,使地方債持續累積。


債務累積的同時,財政收入增長放緩,進一步推升債務付息壓力。近年來,持續累積的債務帶動付息規模年均增長超20%,而廣義財政收入增速逐年回落,從2017年最高的13.5%回落至2020年的0.5%。其中,一般公共財政與政府性基金均有拖累,2017年至2019年收入增速分別回落3.6個百分點和22.8個百分點;疫情影響下,2020年一般公共財政收入下降3.9%、近年來首次落入負增長區間。


不同地區驅動因素有所不同,東部和東北地區主因存量債務增長,中部和西部地區受財政的拖累同樣較為明顯。東中部地區付息增長,與近期新增債務快速累積有關;西部和東北則與前期債務置換規模較大有關,西部和東北地區置換債務佔比分別達53%和65%;同時,西部地區廣義財政收入增速逐步回落,東北地區收入持續低迷,進一步加大債務平衡難度。


注1:2020年中部地區廣義財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受湖北拖累較為明顯。
伴隨債務壓力加快顯性化,地方政府債務相關監管明顯加強,相關措施逐步落地。地方債的持續擴張,使得存量債務付息壓力不斷累積;但項目質量等問題,導致項目現金流較難覆蓋項目債務性融資,加大地方財政壓力。為此,地方債相關監管不斷完善,尤其是2020年以來相關措施加快落地,從項目審核、信息披露、績效考核到債務償付等,建立項目全生命週期管理,加強地方債全方位監管。

債務付息等剛性支出增多,進一步降低地方政府負債驅動投資的動能。伴隨地方債務的持續累積、監管加強等,傳統負債驅動增長動能逐步減弱,基建投資增速中樞逐步下移。同時,存量債務不斷累積下,債務付息支出不斷上升,疊加社會保障等其他剛性支出,掣肘財政支出騰挪空間,進一步降低地方政府負債驅動投資的動能。


地方債或吿別高增長,新券額度未來可能逐步下降,分配或更加註重項目質量等因素。持續累積的債務,不僅使得利息剛性支出大增,還推升地方政府債務率至94%、接近100%警戒線,成為影響未來政策空間和思路的重要因素。政策“調結構”、“防風險”背景下,地方債增長或逐步放緩,新券額度可能逐步下降;伴隨“零基”預算等改革逐步落地,地方債額度分配或更加註重項目質量、績效等。


經過研究,我們發現:
(1)廣義財政付息壓力近年來快速上升,地方政府性基金付息增長尤為突出。其中,東部和西部付息規模居前,西部和東北付息增長較快、相對壓力較大。
(2)財政付息壓力持續上升,緣於國債和地方債快速增長,後者與前期隱性債務置換、近年來新券擴容等有關。債務累積的同時,財政收入增長放緩,進一步推升債務付息壓力,尤其是部分前期債務增長較快的地區。
(3)伴隨債務壓力加速顯性化,地方債相關監管明顯加強,傳統負債驅動型投資動能明顯弱於以往。地方債或吿別高增長,新券額度未來可能逐步下降,分配或更加註重項目質量等因素。
風險提示
債務監管趨嚴,數據統計過程中的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