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弃非 

来源：城市进化论

日前有媒体报道，南京市发改委牵头起草了《2019~2020年新增100家总部企业行动计划》，并由市政府印发实施。

根据该行动计划，到2020年，南京全市新增总部企业100家以上，新建总部楼宇50幢以上，初步建成全国有影响力的总部基地城市。其中，对新认定的综合型总部企业，落户奖励最高可达1亿元。

有人总结，加上近段时间频繁发力总部经济的成都、西安、重庆、武汉等城市，新一轮总部经济争夺战已经拉开。

上个月底，万达集团与陕西省政府签订了深化合作协议，把西安设立为万达体育集团中国总部。

而早在2015年，万达集团与广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已将广州的万达体育有限公司定为万达体育的全球总部。

从全球总部、中国总部，发展到区域总部、省总部……这些年，总部的定义被一再放宽。2017年，武汉提出的“第二总部”经济战略，更将“共享服务中心”、“大型研发中心”等统称为“第二总部”。

面对愈加激烈的城市竞争，总部的“含金量”还剩多少？

总部“分身术”

城市对总部经济的追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2003年，北京投资数十亿人民币打造中关村（丰台）总部基地，拉开各城市建设总部基地、发展总部经济的序幕；稍早于此，上海出台《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京沪二地关于总部经济的争夺一触即发。

当时，跨国公司的亚洲总部迎来一波搬迁潮。企业走出亚洲经济中心香港、新加坡、东京，来到中国内地寻求下一个“落脚点”。同场竞技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市率先发力，2017年北京已落户4064个总部，而上海2018年仅跨国公司总部也达634家。

时移世易，新一轮总部迁移潮开始在沿海与内陆之间出现。去年，趣店创始人罗敏将总部从北京迁到厦门，后来他还以厦门市投资顾问的身份，将瑞幸董事长陆正耀、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等企业家等拉到厦门一探究竟。而在他们之前，小米“回归”武汉、映客也在长沙打造起它的“第二总部”。

在此轮总部争夺战的战局中，与城市参与数量共同增加的，是单个企业的总部数量。有人统计，近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企业“分身”出“第二总部”，且入局的企业数量不断递增。据其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至2017年间，有45家公司公布了“第二总部”的选址，而仅2017年一年，该数字已达18家。

企业有“新玩法”，城市也乐在其中。不少人能记起，去年9月，亚马逊宣布其第二总部计划后，北美三国共投来238份申请，美国仅7个州没有提出申请。其原因是，即便亚马逊仅落户“第二总部”，也能为城市预计带来5万个工作岗位和50亿美元的投资。

如此，便不难理解城市对于“总部”的渴求。在济南、深圳等多个城市，顺丰被同时认定为当地的总部企业，而在成都、南京等城市的认定名单中均可找到苏宁的身影。

更有甚者，将过去打造总部基地城市的思路，进一步升格为打造城市标签。在西安，企业落户时免不了加上“丝路总部”的称号；而武汉则要打造全国最大的互联网"第二总部"聚集地。

从抢企业到抢“总部”

并非所有的公司都认同“第二总部”的说法。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小米相关工作人员就强调，其在武汉设立的是“武汉总部”，而非“第二总部”。小红书武汉负责人陶芸此前也指出，“我们自己没有觉得它是第二总部”。

“总部经济”提出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曾指出，国际或区域性企业总部集聚，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外在形象，而且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和经济结构，使城市品牌形象从根本上得到提升。其中，由于企业总部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属于高度密集的知识性活动，因此能促使高端人才向该区域流动。

争夺“总部”，意味着城市的竞争正在向新的层次攀升。2017年，城市间“人才争夺战”将城市竞争从数字指标的领域具象到对每一个人的争夺。但包括武汉在内的城市发现，留人的关键并不只是一纸户口，足够有竞争力的就业环境、特别是有吸引力的企业，在人才进行选择时至关重要。

当引进企业总部变成一种城市吸引力的象征，总部的定义权，从企业的手中来到政府的手中。

在城市出台的总部经济相关政策中，首要内容就是定义总部。除综合型、功能型、成长型总部的类似划分之外，不同城市对总部企业的营收与税收的要求均不相同。较早推出总部经济方案的深圳，对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总部企业给出了三种规定情形：

上年度纳入本市统计核算的产值规模不低于20亿元的形成地方财力需不低于4000万元；

上年度纳入本市统计核算的产值规模不低于15亿元的形成地方财力需不低于6000万元；

上年度纳入本市统计核算的产值规模不低于10亿元的形成地方财力需不低于8000万元。

相比之下，武汉的标准则较为宽松。根据产业门类，武汉划出三类总部企业，其中现代制造业企业要求上年度纳入本市统一核算的营业收入不低于20亿元、地方财政贡献不低于3000万元，现代服务业企业上年度纳入本市统一核算的营业收入不低于10亿元、地方财政贡献不低于2000万元。

分得几杯羹

时间倒退回20年前，总部经济的兴起，既是制造业外迁导致城市空心化后的必然选择，又是城市实现愈加寸土寸金的中心地区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方案。

当时，被问及为何世界500强企业仅273家在沪投资时，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姜斯宪给出答案：

由于上海的地域面积狭小，因此“并非所有要来投资的外资企业都是上海欢迎的”，“特别欢迎能够推动上海支柱产业发展的外资，欢迎他们的总部落户上海”。

时任北京副市长陆昊更直言，他曾跟有些跨国企业总经理说过：别看你们在北京热热闹闹建总部，我不一定领这个情。

在他看来，引进总部时应当明确，发展经济的本质追求，是获得税收、增加就业机会，为属地区域的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而投资性、决策性总部与经营活动、研发活动的总部，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相差甚远，则需谨慎考虑。

而时至今日，除了总部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外，由此形成的影响力也成了城市的权衡标准。因此，即便不同城市总部企业门槛不同，但给出的条件都足够优厚：

对于入驻总部企业，在特定条件下，成都最高可给出共计5000万元奖励，这个数字在西安是6000万元，在广州则是8000万元。

好的方面是，总部企业正在为城市带来更多人才。根据公开信息，今年4月，小米、金山、顺为武汉总部共有约1500多名员工，小米表示正在持续加大人才招聘力度，今年计划再招聘1000名左右研发工程师。

但要正视的是，在提升城市能级的同时，总部企业也可能会带来问题。去年11月，亚马逊第二总部的选址落定纽约后，带来了当地的极大反弹。居民担心亚马逊的到来会提高当地租金，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抵制行动。最终，亚马逊选择与纽约分道扬镳。

正如赵弘所说，总部企业的到来将改变一座城市的内部结构。作为接纳方，城市需要拥有一套问题的应对措施，这些问题不仅包括房价、消费品价格上扬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有人指出，对总部企业过度倾斜的优惠政策也可能会挤压当地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当总部企业被层层分割之后，究竟还能给城市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