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伍治堅，作者：伍治堅

過去30年，是全球化高速發展的30年。幾乎每一個讀者，都可以切身感受到全球化給自己生活帶來的深刻影響。全球化的兩個重要標誌，就是資源在全球範圍的優化配置，以及生產環節在不同國家的專業分工。全球化得以讓中國、越南、墨西哥、孟加拉國等國家集中製造他們擅長的產品，並向全球其他國家供應這些產品。這樣的安排，達到了以下效果：

首先，大量低端和中端生產能力被搬去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組織效率比較高的亞洲國家，這樣全世界人民都享受到了更為低價的消費品。舉例來説，從1995到2020年的25年間內，美國的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每年僅上漲1.8%，比1970年代和80年代的通脹率要低得多。讓一些讀者可能有些意外的是，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中的耐用品子類，每年的平均通脹率為負2%。也就是説，我們平時使用的電視、冰箱、汽車、傢俱等耐用消費品，其價格是在不斷下降的。這背後主要的功勞就是以中國為首的全球生產基地的崛起。

當然，這種趨勢同時伴生的一個結果，就是發達國家的“產業空洞化”。由於一大部分工業產能離開了發達國家，這些製造業的工作機會也都被搬去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導致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變得更加偏重於服務業和金融化。比如美國著名的汽車公司福特，在1992年時，全集團大約53%的員工位於北美。而到了2009年，全集團只有37%的員工位於北美。

其次、生產國和消費國之間的互相依賴關係更加緊密。生產國需要全球的消費者來購買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而消費國則需要生產國向自己供應各種消費品。從理論上來説，這是一種雙贏的合作：生產國創造了就業，帶動了經濟發展，而消費國則獲得了價廉物美的產品。同時，由於兩者之間的依存度越來越高，也應該能更好的促進全球和平。這是因為，不管是生產國還是消費國，從國際貿易和分工中都獲得了好處，因此在破壞和平和國際合作之前，都會三思而後行，不願意輕易打破這種平衡。

但是這樣的邏輯，被最近俄羅斯的一系列操作所顛覆了。俄羅斯就像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玩家，讓歐盟切實體會到了沒有留後手的痛苦。下面讓我用俄羅斯和歐盟在能源行業上的合作博弈來具體解釋一下。

在能源的供給和需求上，歐盟和俄羅斯恰巧是一對鏡像。歐盟是典型的產量不如消費量，每年在原油、天然氣和煤炭上的供應缺口高達41.6億桶、3300億立方和4.75億噸。而俄羅斯則是典型的消費不如生產量，每年在原油、天然氣和煤炭上的供給盈餘高達27億桶、3000億立方和5億噸。所以在歐盟領導人看來，歐盟和俄羅斯的能源合作是天作之合：既能解決歐洲的能源需求，也能增強歐洲和俄羅斯的互相依賴度以達到更長久的和平。

基於這種合作雙贏的思維，歐洲的能源供給結構在過去20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歐盟對俄羅斯的能源依存度大增。1980年，從俄羅斯進口的油氣大約佔歐盟自己油氣產量的1/3左右。而到了2021年底，這個比例上升到100%左右，也就是從俄羅斯進口的油氣和歐盟自己生產的油氣量已經差不多持平了。其中俄羅斯向歐盟出口的天然氣量增速驚人，從2016年歐盟總進口量的30%左右，快速躍升到2021年的47%。如果德國沒有停止北溪2號管道工程，這個比例還會繼續快速上升。其次，歐盟自己的油氣產量在2000年就達到了頂峯，從此以後開始逐年下降。2021年，歐盟的油氣產量大約相當於每天600萬桶左右，僅相當於1980年時的生產水平。這背後主要的原因是歐盟對於綠色能源願景的追求。在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泄漏事故後，德國就宣佈逐步關停境內所有的核電站。德國國內來源於核能的電力供應，從2000年的30%，逐漸下降到2020年的11%。截至2021年年底，德國境內僅剩3座核電站還沒有被關停。但按照原計劃，這僅剩的3座核電站，也會在2022年年底前全部關停。同時，為了達到歐盟定下的零排放目標，德國加速推動“發電去煤炭”，目標是在2030年將基於煤炭的發電量降到零。這些失去的發電產能，需要由其他產能來替代，主要就是來自於俄羅斯的天然氣。就好比美國的製造業把生產工作外包給了中國公司，歐盟的能源行業也把能源供應外包給了俄羅斯。

在2022年2月，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以後，用能源換和平的理想被擊了個粉碎。上文提到的生產國（俄羅斯）和消費國（歐盟）之間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受到極大挑戰，很可能會不復存在。短期來看，由於歐盟的能源生產缺口太大，對於俄羅斯的依存度太高，因此不太可能馬上切斷所有俄羅斯的油氣供給，這也是為什麼各種經濟制裁都把能源排除在外的原因所在。但從長期來看，德國已經叫停北溪2號管道項目，歐盟以後應該會主動減少自己對於俄羅斯能源的依存，逐年減少從俄羅斯的進口量，用自身的產量或者來自於其他國家的產能作為代替。

歐盟和俄羅斯之間的能源格局變化，並不是全球化合作發生逆轉的唯一例子。舉例來説，電子行業的石油，就是芯片。從安全角度來看，芯片的戰略價值甚至不亞於石油，因為小到手機，大到汽車、飛機和衞星，都需要用到大量高精密芯片。壟斷了芯片設計和製造，其全球影響力不亞於壟斷了石油供應。

1990年，全球半導體芯片產能的80%集中在美國和歐洲。然而到了2020年，美國和歐洲的半導體芯片產能僅佔全球產能的20%，主要的產能都已經轉去中國台灣和韓國。事實上，目前蘋果手機使用的5納米芯片，只有台積電和三星有能力提供。

在和平年代，各國政府忙於推動全球化，致力於降低全球平均關税，鼓勵跨國公司充分利用高效的物流系統在全球佈局。然而當地緣政治重新成為各國政要的焦點時，他們對於全球化的好處和風險就會有一番新的評估，甚至開始考慮逆轉。全球化的鏡像逆轉，就是當地化。2020年開始的COVID全球大流行，導致了全球芯片的供應鏈斷裂，也讓更多政府開始重視芯片的本地製造。比如2021年9月，中芯國際宣佈在上海投資90億美元新建芯片基地。11月，在日本政府的補助刺激下，台積電和索尼宣佈在日本投資70億美元籌建芯片基地。同月，三星集團宣佈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投資170億美元建廠。所有這些鉅額投資，背後都有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足見政要領導意識到生產當地化的重要性。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過去的30年，我們見證了全球化的“合”。然後，最近幾年，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反對全球化的聲音，以及一些事實上的逆轉。他們有些來自於發達國家的民粹陣營，有些出於對地緣政治的擔心，也有一些是源於大國之間的博弈。最近，貝萊德集團的CEO拉里·芬克就提到，俄烏衝突標誌着全球化的終結。如果全球化進程確實發生逆轉，甚至終結，那麼將產生一些重要的經濟影響，比如過去30年的低通脹可能會成為歷史，我們不得不面臨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各個國家的產業佈局和貿易關係也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影響到各行各業。在這個歷史轉折口，地球村接下來將往哪裏轉，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