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中金研究；作者：吴婷 吴慧敏 赵扬
内容概要
►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持续影响下，全球发展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为应对逆全球化和大国摩擦、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问题、及中国自身寻求新动能和构建有利国际发展环境的诉求，以产业发展促进增长可持续或是当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 雁行模式曾创造了东亚奇迹，实现日本经济增长和东亚地区整体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分析雁行模式，可以看到其形成于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差异的垂直产业分工时期，成功要素和条件在当前已发生了较大变化。
► 当前国际发展与雁行模式时期主要有三点不同：1）从简单产业间垂直分工走向产业内或产品内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甚至复合分工，规模经济发挥作用，未来产业布局逻辑同时受制于效率和安全考虑；2）中国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的角色愈加重要；3）贸易规则影响区域经济体系发展。
► 与日本不同，中国具备规模优势和完备的产业链能力，中国在全球的产业布局或能形成更丰富的多队列和多层次嵌套雁行模式。产业布局上，综合考虑后发优势加规模效应，而不仅仅是要素禀赋差异；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实现“生产-消费”闭环，推动其他国家的可持续增长。
► 在具体做法上，结合国际发展变化，日本仍有经验可供借鉴。政策建议包括：在对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发挥对外产业投资潜力；重视技术转移，同时保持关键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企业集群出海，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推动更多中小企业参与海外分工布局；协调政府与企业，关注和把握海外风险因素；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以规则引领国际产业体系构建。
正文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全球发展出现了重大变化。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从短时冲击向中长期影响转变，叠加2022年俄乌冲突，全球增长、贸易和供应链格局发生深远改变。在全球化浪潮顺利推进数十年后，国际舞台上大国博弈加剧，逆全球化和脱钩趋势日益显现。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十个年头。作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1]。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内涵不断拓展，基础设施“硬联通”成效显著、规则标准“软联通”加速推进，在疫苗、绿色、数字、科技等领域不断取得合作新进展。十四五规划提到“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2]，站在十年路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亦需进一步向经贸与产业合作落地，推动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
回顾亚太发展历程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日美贸易摩擦、国内产业转型等挑战，日本通过向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进行雁行模式逐级产业转移，在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同时，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体系形成，促成了90年代的“东亚奇迹”。当前中国与日本在70年代面临的内外环境有相似之处，寻找国内经济新动能、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目标恰与雁行模式成效相对应。但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当前全球发展背景、产业链和供应链格局、中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也存在诸多差异。
变局之下，如何更好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再看日本雁行模式的同与不同，我们提出思考与建议。
一、为何再看“雁行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3]，对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以来的全球变化，共建“一带一路”应当在应对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趋势、助力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和为中国高质量增长寻求新动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历史上，同为亚太国家和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在大国贸易摩擦的不利外部环境下，通过雁行模式不仅实现了国内产业发展、也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腾飞。再看雁行模式，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一）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给世界经济带来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全球增长格局发生深远改变，突出体现是发展不均衡进一步加剧。
全球未来的增长前景不明朗，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更大。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疲软，IMF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2%进一步放缓至2.7%，其中，发达经济体预计增长1.1%、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3.7%。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受疫情的影响更为严重和持久。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较疫情前增长趋势偏离更大，复苏趋势弱于发达经济体。也有研究指出，非洲很难在可预见的将来将GDP占全球份额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疫情使非洲减贫出现倒退，约2,900万人陷入极度贫困[4]。此外，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将压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部需求。为控制通胀，美联储加息步伐坚定，利率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这使新兴市场面临货币贬值压力，外部融资条件收紧、流动性和偿债压力增大，加剧经济复苏的困境。
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能源出口国复苏较好、依赖能源和粮食进口的国家则容易面临输入性通胀和债务风险。随国际贸易恢复及俄乌冲突加剧国际能源供应紧张态势，油价走高支撑了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复苏，IMF预计2022年海合会国家石油相关经济活动增速高达10.5%、整体GDP同比增速为6.5%，明显高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水平。但是，部分能源和粮食进口国则面临严重的输入性通胀和债务风险。IMF数据显示，2022年食品价格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CPI（同比10.6%）的贡献超过4个百分点、而能源对亚太地区CPI（同比6.7%）的贡献达3.6个百分点。内部经济发展的脆弱性使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更加突出，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赞比亚等国向IMF申请贷款救助。以斯里兰卡为例，能源、食品短缺和通货膨胀使其国际收支迅速恶化并陷入债务危机，政府在2022年7月宣布破产，目前正在等待IMF通过29亿美元贷款的救助方案[5]。
特别地，与二战后数十年不同的是，当前全球发展的和平红利正在消退。俄乌冲突、地缘摩擦等问题越来越频繁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找可行的经济增长路径重新成为需要全球共同应对的问题。
图表1：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较弱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图表2：各国货币兑美元贬值压力加大
资料来源：Haver，中金研究院
（二）共建“一带一路”面临多重考虑
变局下，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环境背景发生改变，面临来自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中国自身发展的多重挑战。
一是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加剧，国际环境面临不确定性。疫情和俄乌冲突使发达国家意识到产业链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纷纷进行产业链回流等布局调整。逆全球化潮流下，全球集团化、区域化发展趋势加强。
二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面临挑战，发展问题凸显。一部分国家财政收支不可持续，经常和资本账户双逆差，在全球变局下进一步暴露发展问题。尤其是依赖能源和粮食进口的国家，在经历外储加速消耗、输入性通胀后，经济增长出现危机。另一部分依赖能源资源的国家，由于未形成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经济部门，在中长期全球碳中和下或面临根本挑战。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短期需要解决经济增长问题，长期需要重建经济的可持续性。
三是中国自身亦需寻求新的高质量发展动力。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转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下，中国的对外布局也面临新的考虑和调整。站在经济动能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口，构建有利于“内循环”的国际“外循环”体系，对我国寻找高质量增长动能、释放经济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以产业促增长，雁行模式提供借鉴
结合全球发展变化和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多重挑战，当前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当立足于应对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趋势、助力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和为中国高质量增长寻求新动能。回顾历史，同为亚太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在日美贸易摩擦等不利外部环境下，通过雁行模式的产业海外转移实现了国内发展、同时促进90年代“东亚奇迹”的形成。这启发我们重新思考雁行模式，并从中寻找经验借鉴。
雁行模式”最早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6]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后经小岛清等学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东亚雁行模式下，日本作为“雁首”国家，在自身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低端产业通过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传递到区域内发展相对落后的“雁翼”（亚洲四小龙）和“雁尾”（东盟和中国）国家，形成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的逐级产业转移。这一模式促进东亚内部分工和贸易发展，使东亚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具备竞争力的区域经济体系。
从雁行模式的客观成效上看，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经济体[7]占全球GDP的比重从不足10%提升至近1/4。其中，日本从占全球GDP不到5%增长至最高占全球GDP为18%[8]。日本不仅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腾飞，产业投资为本国持续贡献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的逐级产业转移，也完成了东亚生产网络构建、推动亚洲发展，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占比从1960年代早期的25%提升至1990年超过40%。
图表3：日本初次收入主要来自投资收益
资料来源：Haver，中金研究院
图表4：东亚内部贸易比例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ADB，中金研究院
对中国而言，借鉴雁行模式，以更主动的产业布局发展实现共建“一带一路”的新突破或是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可行之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已成为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1年货物贸易总额占全球13.5%[9]、位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推动全球价值链向复杂分工演进，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不断提升。从产业角度，一方面，提升中国与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合作，能够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培育增长动能、渡过当前危机，带动长期发展。在2021年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也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将紧扣发展中国家需要，聚焦减贫、发展筹资、工业化等重点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深化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形成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格局，有利于全球发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在国内金融周期下行、房地产对经济拉动减弱的背景下，优势产业领域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深度合作将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和产业中的合作效率，形成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国际产业局面。
二、雁行模式的本质与日本经验
那么，雁行模式有怎样的实质内涵，日本在促成雁行模式上有哪些有效做法和经验，又存在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本部分回顾历史，梳理日本雁行模式的实质特点、做法经验和影响反思，为后文进一步思考提供基础。
（一）如何理解雁行模式？
如前所述，东亚雁行模式以日本作为“雁首”国家，形成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的逐级产业转移。从历史背景看，雁行模式诞生于日本扩大对外开放的阶段。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1）1950年前的战后经济恢复，实行进口管制、外汇配额；2）1950-6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型，60年代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培育中产阶级、实现经济快速增长；3）19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在石油危机冲击资源产业的背景下，伴随对外投资大幅放开，企业向外投资设厂；4）1980年代后期以《前川报吿》为标志，转向扩大内需以纠正对外贸易大幅顺差，同时仍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援助；5）1990年代以来，泡沫经济破裂、经济陷入停滞，重点加强与亚洲的合作，推动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其中，1960年代至1970年代前期、1970至90年代前期分别是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和稳健增长的两个阶段，雁行模式主要发生于70-90年代，以日本扩大对外开放为背景。
图表5：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雁行模式的核心是产业向外梯次转移。日本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日本国内主导产业经历了50-60年代食品和纺织服装、70年代重化工业、80年代一般机械和运输机械、90年代电子信息的转型升级历程，对外直接投资紧随产业发展，在转移多余产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70年代化工金属、80年代运输设备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制造业份额持续上升，相应行业增加值在制造业的份额下降，显示了制造业结构的升级。90年代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日本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但并未使国内电气机械行业增加值占比下降、反而推动了国内行业发展，这与电气机械行业的特点和贸易分工特性有一定关系。
另一方面，日本产业转移也伴随着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历史背景。美日从1955年开始发生贸易摩擦，前后大体经历了50年代纺织品、60年代钢铁贸易、70-80年代彩电和汽车、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半导体产品贸易摩擦，客观上推动日本加速产业转移。日本大规模的海外产业转移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应对彩电、汽车和机床为代表的加工组装制造业贸易摩擦，日本企业打造海外生产基地，将零部件生产环节外移、国内仍保留组装。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内组装环节也向海外转移，以保持成本优势和出口竞争力。
图表6：日本主要产业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JETRO，中金研究院
从贸易和产业的视角，雁行模式的基础是传统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要素禀赋差异是产业在区域内梯次转移的条件。在新古典经济模型和传统贸易理论中，国际贸易取决于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由此推演，在一般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生产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或高技术密集产品，发展中经济体生产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或低技术密集产品，以分工和贸易实现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最优资源配置，能够提升双方的增长效率。同时，由于劳动力难以跨国自由流动，对劳动力成本敏感的产业或环节会天然地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从而在国家间形成不同产业或产业内部的垂直分工。
20世纪70-90年代东亚内部各国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是雁行模式形成的必要条件。1970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40%，新加坡、中国香港相当于不到20%，印尼、泰国、菲律宾和中国内地则不到5%。产业结构上，1970年制造业占日本GDP的比例已达到35%，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还是农业国，农林牧渔在经济中占比1/3，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仅分别为10%、15%和16%。不同的要素禀赋基础促成了以日本为雁首的雁行产业转移模式，东亚发展较落后的国家通过承接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抓住了融入区域乃至全球分工体系，并实现国内工业化进程的机遇。
特别地，雁行模式下的东亚区域经济体系存在“生产在内、市场在外”的突出特点。雁行模式从要素禀赋的角度构建区域经济体系，本质是形成区域生产网络。日本提供投资和技术，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中国接受投资并提供廉价劳动力，需求和最终市场则主要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区域内部的生产分工上，日本提供零部件和中间品，出口至东亚国家（或地区）进行组装，最终品销往美国市场。由此形成东亚国家（或地区）对日本贸易逆差，美国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和日本均贸易逆差的格局。90年代前中期，东亚国家（或地区）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扩大，一度达到758亿美元；美国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逆差则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扩大，中国贡献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的份额从2001年的33%扩大至2021年81%。货物贸易的不均衡，使东亚的区域国际收支最终通过日本和中国大量持有美国证券资产得以平衡，加强和固化了失衡[10]的局面。
图表7：1970年东亚各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差异
资料来源：UNCTAD，中金研究院
图表8：雁行模式下的货物贸易差额
资料来源：IMF，中金研究院；注：东亚国家（或地区）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
（二）日本促成雁行模式的经验
作为雁首国家，日本独特的企业组织形成的出海模式、有效的政策开放和出海支持举措，有效促成了雁行模式，提供了经验借鉴。
企业角度，大型跨国企业在雁行模式的形成中起到核心作用，日本在东亚的产业布局实际上是国内“Keiretsu”模式的海外延伸。Keiretsu分为财团（横向）和企业集团（纵向）。财团通常以资本为纽带形成由金融机构（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和实业企业的横向松散联合，内部交叉持股、信息传递和交流速度快。企业集团则是大型企业母公司垂直领导下的企业群体，往往将集团外的中小企业群体作为长期稳定的经营和交易对象（外包公司）纳入业务经营体系、构成利益共同体。外包公司可以向水平方向延伸，例如三菱公司拥有近200家成员公司；也可以向垂直方向整合，例如丰田公司拥有超过170家初级供应商和4000多家二级供应商。“Keiretsu”模式使日本企业在海外布局时大多采用海外分包的形式，注重培养长期合作关系，往往要求当地企业提供独家合作，形成了关系型、较为排他和稳固的产业联系。
“Keiretsu”模式下，大型跨国企业在东亚的布局促进了雁行模式的形成。
一是对外直接投资以贸易和产业发展为导向。日本在东亚的直接投资因各国（或地区）资源禀赋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对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集中投资于资源，对中国香港集中投资于商业和服务，对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集中投资于制造业分工；并且，投资的产业随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和比较优势变化而持续转向。相比之下，美国在东亚的投资则集中在银行保险和石油领域且少有变化，仅反映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网络布局、资源和市场开拓的动机[11]。
贸易和产业导向的直接投资对各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贸易方面，日本对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的直接投资显著改善了这些国家（或地区）对日本的“出口/进口”比例；日本企业调查数据也显示，相较1975年，1983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对日本的“出口金额/进口金额”比例提升。特别地，对于帮助接收国（或地区）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生产中间品的直接投资，改善贸易情况的效果更为突出[12]。这说明日本企业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带动了区域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相应贸易的发展。
图表9：日本和美国在东亚的直接投资对比
资料来源：Kiyoshi Kojima (1985)，中金研究院；注：以上排序数据均为直接投资存量，日本数据截至当年3月
二是注重对外投资过程中的适度技术转移和当地人才培养。“Keiretsu”模式下，海外分包往往采取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分包巨头可以向伙伴公司派驻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合作伙伴的管控。由于将合作的中小企业群体视为利益共同体，日本企业在海外除盈利目标以外，还注重当地员工的使用和培训、并将技术交予当地。日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技术多为标准化生产和已经较为成熟的知识经验，与接收国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相适配，技术接收难度较小；并且，这类技术往往是“人力密集”而非“资本密集”型，通过人与人合作传授。相比之下，美国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在各国（或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转移的技术与接收国的实际情况往往有较大差距，这导致很多技术转移并不成功。整体上，随着日本生产环节外移的技术并非关键核心技术，较高增加值的技术仍然牢牢掌握在本国的企业母公司手中。
三是形成产业和金融共同出海、中小企业组团出海的模式。一方面，综合商社不进行生产活动，但通过投资参股和提供综合服务，维持与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具备原料和产品的贸易代理权，带动财团关联企业的共同投资。财团内部的金融机构（主办银行）为企业提供融资。综合商社还能够提供仓储物流和信息职能，通过庞大的信息网络触角搜集海外各国信息进行综合性、战略性研究，提供各式各样的信息服务。综合商社往往由接收国持股50%、日本制造商持股25%、贸易公司自身持股25%[13]。另一方面，财团内部的上下游关联企业，如主机厂和配件厂也愿意抱团布局海外市场，因其内部存在长期交易和合作关系、甚至享有共同资产。
政府角度，政策开放和配套支持为产业转移提供便利。日本官方并未公开评价雁行模式理论，但无论是60年代后期开始的日本产业海外转移历程、还是80年代末提出的“东亚经济圈构想”[14]，日本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思路遵循雁行模式轨迹。从政策开放到投融资，形成了全方位的出海政策支持。
一是推行资本自由化。1970年代日本放松资本管制，逐步取消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限制。1980年全面修改《外汇与外贸管理法》，在法律上允许自由对外贷款。此后，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的业务限制进一步放宽，允许日元自由兑换、放宽外汇期货交易管制等。资本自由化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基础。
二是全方位的投融资和出海支持。1）政策性银行提供海外融资。日本早在50年代就设立了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发展银行，向海外私人投资提供优惠利率贷款。1999年合并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海外经济协力基金，设立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作为政策性银行支持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拓展。JBIC一般采取两步贷款，即通过合作的东道国银行或日本银行在当地的分行将资金给到日本企业[15]。2）海外投资保险和损失准备金制度。日本于1956年设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1957年增设海外投资收益保险，1972年建立海外矿产能源投资保险制度。在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下，若企业提前按照一定投资比例提交了准备金，在海外投资遭遇损失时可立即获得保险以外的准备金补偿。3）官民联合推动对外投资。例如，由日本经济同友会设立的日本亚洲投资株式会社（JAIC），早期的最大股东是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80年代JAIC在东盟各国成立办事处，积极推动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投资[16]。4）支持人才和信息交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日本、亚洲其他国家、非洲、欧洲和美洲等各地设有办事处，收集并汇总当地信息，由专家向国内外企业提供贸易和投资咨询服务[17]。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AOTS）为发展中国家学员提供研修培训，促进技术合作[18]。
特别地，日本大力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海外拓展。日本经济产业省下设中小企业厅作为中小企业的最高组织管理机构，由政府出资建立了一批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如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SMRJ），为走出去的中小企业提供经营咨询、投资培训、派遣专家等服务。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专门设有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项目，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如工商合作社中央金库、日本政策金融公库（JFC）等，也为中小企业开展境外业务提供融资。举例来说，日本政策金融公库通过备用信用证计划支持中小企业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以本币计价进行融资，并为缺乏抵押品或信誉的中小企业在开展业务筹资时提供担保[19]。在政策支持下，日本中小企业踊跃出海，1997年日本实施直接出口的中小企业占中小企业总数的16.4%，大企业为28.8%；设有海外子公司的中小企业占中小企业总数的6.0%[20]。从1996年到2000年，日本中小企业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增长35%，外包生产比例从1985年的3%提升至2000年的14.5%[21]。
三是围绕基础设施建设的对外援助为产业海外布局和直接投资打下基础。日本先后于1954年和1960年加入科伦坡计划、开发援助集团[22]，逐渐融入西方援助体系。自1950年代开始，日本就与亚洲开展经济合作。1965-2004年，日本累计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净援助支出达613亿美元，占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净援助支出的58%[23]。日本对东亚国家（或地区）援助的80%以贷款形式提供，其中，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是援助重点。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数据显示，日本援助贷款超过一半用于电力、交通运输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解决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瓶颈，间接促进私人资本流入[24]。此外，日本还加强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情况的研究，根据研究成果开展政策对话（如菲律宾1987年、泰国1989年等）、及时修改援助方案，更好地从中长期角度提供援助。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企业和政府促成雁行模式的举措在东亚国家（或地区）稳定开放的宏观制度环境下才得以取得最终的积极成效。作为日本产业海外转移的对象国，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经历了相仿的发展阶段，在脱离殖民统治后，由于初期进口替代政策发展受阻而转向出口导向和对外开放的制度环境。稳定开放的宏观制度环境使雁行模式下日本企业出海得以避免东道国的制度风险等不稳定因素，而这恰恰说明日本雁行模式的形成更多是企业遵循市场规律、评估潜在风险后的行为演进形成的模式和结果。
（三）雁行模式对日本国内产业的影响
伴随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不断受到日本各界关注。日本国内先后掀起了三轮关于产业空心化的讨论，分别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推动制造业企业海外转移，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国内企业寻求海外扩张，和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制造业生产基地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时期。
从客观结果看，日本国内制造业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比下降。自雁行模式产业转移开始，日本制造业增加值贡献GDP的比例明显下降，从1970年代初占GDP的35%下滑至2000年代初占GDP的20%左右。伴随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从90年代初的6%提升至2010年18%，日本制造品也越来越依赖进口，进口渗透率从90年代不足10%提高至2010年超过16%。制造业雇员数占全行业的比例也从1970年代初的35%持续下降至2019年占比仅16%。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调查，日本企业海外雇员数从1992年124万人增长至2010年464万人[25]，国内制造业雇员数则从90年代中期1500万人下降至2010年1000万人左右。日本产业海外转移更多为东道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因日本企业海外附属公司仅有部分研发和管理人员是日本雇员。
图表10：制造业增加值和雇员占比下降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中金研究院
图表11：日本制造业进口渗透率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Ando & Kimura (2017)[26]，日本经济产业省，中金研究院
但是，并非所有向海外产业转移的国家都会出现空心化。国内制造业空心化的成因及其与产业转移的关系，需要综合两方面考虑：一是产业转移对国内产业发展的影响，产业海外布局可能替代国内生产，也可能与国内生产互补、创造新的生产；二是若产业转移造成国内产业外流，是否有新的产业发展来填补产业转移后的空白。日本在雁行模式后90年代出现的制造业空心化主要由于雁行模式下不断以新的主导产业替代旧产业，而处于产业梯队顶端的国家，在产业转出后一定时期内尚未发展出完善的替代新兴产业，造成了空心化局面。
在雁行模式下，日本产业海外转移对国内生产活动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在雁行模式的产业梯次转移下，日本国内制造业的主导产业不断进行更新和替换，实现从食品和纺织等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一般机械、运输机械和电子信息产业的蜕变，转移后旧有产业在国内制造业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从海外布局对国内现有产业的具体影响看，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分析，综合产业外移后的出口替代、出口诱发和进口效应，海外经济活动对日本国内生产的影响在1993年转为负值，使国内生产收缩5000亿日元，这一负面影响在1996年扩大至6万亿日元。
但90年代日本制造业空心化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新的主导产业发展欠缺，以至于在产业海外转移后国内出现新兴产业的发展空白。以主导的电子产业为例，90年代初日本电子产业发展出现方向失误，由于半导体企业拒绝设计和代工的专业分工而维持“大而全”的高成本生产模式、未能及时研发新兴市场需求的低成本产品，错失了维持半导体产业全球竞争力的良机。日本对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保护性产业政策也是新兴产业发展乏力的原因之一，伴随日本产业海外转移，对外直接投资大幅流出，但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在早期却没有相应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引入先进技术，以产业创新和技术升级来填补产业转移后空白的能力。
2000年以来，日本制造业逐渐找到发展方向，制造业规模维持相对稳定，并实现结构优化、技术实力大幅提升。制造业增加值占日本GDP比例稳定维持在20%左右，并在新能源、生物医药、机器人研发和精密制造等领域建立全球竞争优势，在工业前沿领域稳居世界领先。这是因为日本在海外产业转移与本土产业发展、国内形成新的产业竞争力方面均有所突破。
一是转移产业与本土产业关系上，日本企业运用海外布局促进国内生产。2003-2008年日本企业海外法人面向当地、第三国的销售额占比稳定维持在88%左右[27]，新市场开拓创造了中间品需求，而中间品出口促进日本国内生产的扩大。海外转移对本土企业的岗位创造也有积极影响，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有研究显示，2004-2012年日本制造业转移对本土中小企业岗位形成了净创造效应[28]。伴随产业转移流失的低端就业岗位被新创造的技术和其他岗位所替代，也带动了日本劳动力技能和企业技术密集度提升。
二是在新的产业竞争力构建上，日本加强了国内研发投入、保持高附加值生产能力。日本政府于1995年开始制定五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政府对基础研究持续投入，基础科研投入与企业向上游核心技术转移形成合力。企业方面，大型跨国公司进一步强化日本总部的研发功能，在国内保留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能力。根据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公布的调查结果，2017年日本制造业企业在国内保留有“母工厂”的占比近60%，“母工厂”的功能是开展前沿技术研发、生产核心部件。日本制造业研发强度也有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从1995年7.7%增加到2009年占比12.3%，尤其是电子、机械行业，研发强度提升更为明显。这使日本制造业得以往高技术密集环节沉淀。此外，日本也加大吸引外资来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发展，2008年后日本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有所提升，其中较大比例来自美国。
图表12：日本制造业企业研发强度提升
资料来源：OECD，中金研究院
图表13：日本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悬殊
资料来源：JETRO，中金研究院
三、相较雁行模式时期，当前国际发展有什么不同？
雁行模式的核心是产业海外转移，与全球及各国产业发展阶段、国家力量对比等外部和客观因素也紧密相关。那么，当前国际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思考未来全球的产业布局模式？
（一）国际分工：垂直向水平及复合模式的转变
随着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逐渐发展，东亚国家（或地区）间的分工模式也在发生变化。90年代中后期，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贸易联系从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29]是明显趋势，尤其是在电子产品、一般机械和精密仪器行业[30]。产业内贸易的形式也有区分，垂直贸易快速发展，水平贸易份额有所提升。从国别来看，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产业内垂直贸易增长显著，中国表现为垂直贸易引领、产业内水平贸易份额也有增长。
贸易方式的演变显示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逻辑已在发生改变，贸易越来越不仅仅依赖于要素禀赋差异，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替代传统要素禀赋成为现代竞争优势的来源。新古典经济模型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已无法完全解释东亚产业分工的演进。在此背景下，新的理论关注到市场对贸易的影响，以规模效应解释新现象的出现。新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在日益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下，需求边界的拓展推动产品多样化和生产专业化，同类产品在不同国家生产可能存在差异，催生国家间的产业内水平贸易；中间品越来越多样化，促进产业内的复杂垂直贸易发展。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技术优势得以被充分利用；更多的贸易机会鼓励生产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生产者也会进行更多创新，如此良性循环，推动贸易的扩张。
图表14：90年代中后期，东亚区域内部贸易开始走向产业内贸易
资料来源：Kyoji (2003)，中金研究院；注：以上箭头指示为1996年到2000年的变化；图中的点到水平线的距离表示该类贸易的份额，例如点到OWT-HIIT水平线的距离表示VIIT贸易的份额、点到HIIT-VIIT线的距离表示OWT贸易的份额
在规模经济的逻辑下，基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以产业间贸易和标准化生产分工形成的产业内垂直贸易为特点的雁行模式不再适用。规模经济瓦解雁行模式的另一个原因是，廉价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很容易在大市场中被取代。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规模能够产生“集聚效应”，由企业集聚产生的知识和技术溢出能够创造出专业化水平更高的中间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的集聚带来知识和经验的共享，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可能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新技术下诞生的数字经济对低成本劳动力的替代也是规模改变要素比较优势的例证。
规模经济解释了东亚国家（或地区）间产业内垂直贸易和水平贸易的发展，这也是电子设备、一般机械和精密仪器在东亚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1996-2000年东亚国家（或地区）计算机电子光学、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毛出口额的年均复合增速分别为8.1%、11.3%和4.0%，到2001-2005年时年均复合增速分别大幅提升至16.3%、16.3%和16.6%[31]。此外，东亚国家（或地区）经过雁行模式下的产业追赶，生产水平提高，也为产业内垂直和水平分工提供了条件。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信息技术快速迭代的特点迅速缩小国家间的技术差距，使得产业内分工模式不再是基于稳定比较优势的垂直分工，分工模式快速迭代并不断改变。这给美国大型跨国企业突破日本在东亚通过“Keiretsu”模式构筑的关系型、相对稳固的生产网络提供了契机。美国跨国企业寻求国际合作重在满足即时需求而不是长期合作，这恰恰符合信息产业特点；日本大型电子企业在经历90年代经济泡沫、研发资金匮乏的背景下，也开始从稳固的合作伙伴转向临时交易性的合作模式。在分工模式改变的推动下，东亚形成了新的更为独立的生产中心，例如2000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成为独立的零部件供应中心，雁行模式下的生产合作变得松散。
特别地，从要素禀赋到规模经济，从简单垂直分工到产业内垂直和水平分工，国际贸易成本施加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下，垂直分工对比产业转移后在要素富集国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下降与转移过程自身的成本（包括建厂的固定投资、运输成本等），对国际贸易成本的敏感度较高，与国际贸易成本是负相关关系。在规模经济的逻辑下，核心竞争力来自集聚产生的创新，贸易成本对产业内复杂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的影响是居于次要地位。更特殊的情况是，国际贸易成本对水平分工有正向促进，当贸易成本较高、在企业层面的生产比在工厂层面的生产更有规模效应时，企业可能倾向于在市场所在地提供商品和服务、以此规避贸易成本的影响。
未来的国际分工会如何变化和调整？过去二十年，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驱动产业内贸易进一步发展至产品内贸易，但垂直和水平分工的逻辑仍然适用。贸易协定的发展使全球平均关税率大幅下降，运输和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物流和沟通成本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但2020年以来出现的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使全球衞生、安全等事件进入视野，给贸易成本带来了经济因素以外的影响；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也在阻挡全球化的步伐。贸易成本的不确定性可能促进水平分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使垂直分工仍具备动力，比较优势叠加规模经济可能是未来国际分工和产业布局的逻辑。同时，在效率和安全的双重考量下，未来有可能形成更多在特定地域内垂直整合的水平分工。但无论如何，过去雁行模式的国际分工基础已经改变，未来的全球或区域经济和产业体系将演变出新的模式。
（二）规模改变比较优势
在规模经济推动下，东亚生产、贸易和投资的核心动力源转向了中国，深远地改变了区域和全球的发展格局。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起飞，全球经济格局和20世纪80-90年代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从贸易流向来看，全球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几经更替，当前中国贸易顺差优势显著。70年代前中期，美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计算机、半导体和通信行业蓬勃发展，掀起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80-90年代，日本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兼顾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使其机床、汽车、电子信息等行业持续具备全球竞争力。进入21世纪，得益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全球贸易的份额持续显著提升，贸易顺差保持领先。中东能源资源国的贸易状况则随国际能源价格而起伏波动，从70-80年代初期贸易顺差、到80年代转为逆差，再到90年代重回贸易顺差并且近年来保持在高位。
图表15：全球主要国家贸易差额变迁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注：东南亚五国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中东四国包括沙特、科威特、伊朗、伊拉克
与贸易相对应，全球投资流向的变化显示了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持续提升。直接投资可以反映一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活跃度和重要程度。从全球直接投资净流出来看，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直接投资净流出占全球比例持续下降。欧盟国家间的经贸往来活动较为密切，直接投资占全球比例保持较高水平，但从2005年以来也在逐步下滑。伴随雁行模式，日本经历了70年代资本管制放开和9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带动的两波对外投资小高潮后，在2010年以来继续加大对外投资。最为突出的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2010年以来快速增长，从2010年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的3.2%迅速增长至2020年14.5%。另一个角度，全球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从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域来看，显著的趋势是从70-80年代的美国转向了2010年以来的中国和东南亚。其中，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的份额从2010年11.8%增长至2020年占20.1%。
图表16：全球主要国家FDI净流出与净流入趋势演变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注：东南亚六国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
亚洲新兴经济体也正在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市场。随着经济起飞，亚太地区对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从1970年到2020年，欧洲的家庭消费支出在全球的占比从38%下降到24%，美国从33%下降到30%。而随着工业化推进、中产阶级崛起和个人财富积累，亚洲新兴经济体正在释放人口规模带来的消费潜力。尤其是中国，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全球的比例从1970年的3%大幅增长至2020年12%，东南亚和南亚的家庭消费支出占比也从5%提升至8%。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规模经济逻辑下，大规模的国内需求市场将触发本地效应，通过产业的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吸引上中下游产业和生产要素集聚，积累并释放规模红利。亚洲新兴经济体当前的消费规模与其人口全球占比仍有一定差距，消费市场潜力仍有很大释放空间。
除贸易、投资和消费规模带来的潜力外，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逆全球化思潮可能阻碍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红利的大背景下，一国天然规模的优势将更加显著；知识型经济下新兴产业的发展也更有赖于规模优势的发挥。这将使规模进一步成为独特的比较优势。
（三）贸易规则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加强
雁行模式形成于贸易协定尚未大规模发展的时期，产业布局的经济逻辑作为主要推动力促成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构建。90年代以来，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东亚贸易协定蓬勃发展，成为塑造区域经济的一股新力量。
东亚地区积极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非歧视多边规则。从1960到1990年，全球平均关税率下降了一半以上，为雁行模式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日本产业海外转移的过程中，对贸易规则的使用并不充分。一方面，早期东亚国家（或地区）对特定产业实行进口替代、偏好贸易保护政策，典型案例便是汽车，泰国汽车行业在70-80年代末不断提升本地零部件占比要求、并对整车和零部件进口征收高关税，直至1997年金融危机后才转向出口战略。另一方面，使用贸易规则也仅有关税上的微小优惠，这对运用贸易规则的激励不大。通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企业调研数据的研究显示，日本企业在东亚的附属公司对贸易规则的使用并不多，企业越小、产品越单一，使用贸易规则越少[32]。因而，90年代初期东亚的区域化进程发展仍很缓慢，除1991年老挝和泰国、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东北亚国家对区域贸易自由化并不积极。
但在90年代中后期，几个因素推动东亚转向贸易协定：一是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立，使亚洲意识到要成为整体来提升区域的国际竞争力；二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国家（或地区）需要应对共同挑战来恢复增长与稳定；三是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停摆、多边主义陷入危机，亚洲需要新的规则来协调利益、确保安全；四是客观上东亚贸易快速发展，尤其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使区域贸易向着构建区域生产网络的方向演进，而贸易协定能够进一步消除壁垒，强化区域生产网络。因此，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贸易协定数量井喷式增长，截至2020年东亚各国（或地区）签署的贸易协定[33]数量普遍在20-30个。
图表17：全球平均关税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图表18：东亚1998年后大量签署贸易协定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ADB，中金研究院
与欧盟和北美推动区域融合的政治动机不同，东亚贸易协定的发展有很强烈的区域经济独立动机，是植根在区域生产网络基础上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贸易协定以双边为主（占约80%），因为双边贸易谈判的相对成本较低、更容易达成一致[34]。区域层面的贸易协定推进较慢，2022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重要突破，统一的原产地规则解决了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贸易协定造成的“意大利面条碗”[35]效应，为区域内部要素低成本流动和配置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但贸易规则逐渐引入了各国利益博弈，使区域经济发展开始交织更多非经济因素。中、日、韩积极推动贸易协定的动机并不相同。围绕巩固区域生产中心的地位，中国积极签署贸易协定以确保出口市场、加大对外投资；日本重点保护本国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韩国则希望利用与欧美的贸易基础，以签署区域内部贸易协定的方式成为欧美进入东亚的门户[36]。贸易规则也给区域外大国介入和影响区域经济提供了手段，例如美国曾希望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维持在亚洲的影响力；拜登宣布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图以碳减排、数字经济、跨国税收等新规则重申印太领导地位[37]，关于建立印太地区产业链预警系统和绘制关键矿产产业链图的提议明显服务于本国经济和安全利益。
新兴产业发展也使规则在塑造区域经济秩序方面可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发展的逻辑是规模经济，新技术使其规模扩展具有低甚至零边际成本的特征，发展有很大的自由度。规则可以规范发展、也可能助长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例如数字经济给先发国家带来自我增强的优势以实现和巩固垄断地位，在国际上容易造成新的贫富分化、拉大发展差距；在规则制定领域的弱势话语权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平等，这使规则对于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引导更加重要。数字经济下的服务贸易、数据主权和安全等问题也可能产生大量国际摩擦，给贸易规则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贸易规则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新的重要变量。
四、中国优势：变局下的新雁阵
面对国际发展的变化，中国所处的位置和自身优势决定了未来能够构建怎样的国际布局和分工体系。这也成为思考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增长、构建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外循环”体系的出发点。
（一）中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GDP总量占全球18%，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也从1970年的3%增长至2020年的29%[38]，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货物贸易差额能够简单反映贸易的相对比较优势。从货物贸易差额角度，中国和全球的贸易可以简化为三组关系：进口中间品并出口最终品，单一[39]进口或出口最终品，以及能源资源进口。三组关系发生在中国与不同国家的贸易间。其中，进口中间品并出口最终品主要发生在中国与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间，中国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进口初级工业品进行生产加工，也向这些国家出口技术含量较高的加工工业品和资本品。单一进口或出口最终品主要发生在中国与发达市场间，中国向美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大量出口加工工业品和资本品，也从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和瑞士等国进口加工工业品，说明在一些特定产品领域这些国家具备领先的高技术水平。能源资源进口则主要发生在中国与俄罗斯、中东及拉美国家间，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国家是中国重要的原油供应来源，秘鲁、智利和巴西等国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类初级工业品。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更接近中下游，这与日本当年在雁行模式中所处的位置有所不同。在雁行模式的生产关系中，日本既是中间品的提供者，也是部分最终品的生产者。表现在贸易差额上，90年代日本的贸易顺差同时来自中间品和最终品，1995年中间品和最终品分别贡献日本贸易顺差的38%和62%。而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飞速发展带来的贸易扩张，顺差全部来自最终品，中间品始终是贸易逆差。这反映了当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来自于产成品；中国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更靠近中下游，离终端消费者距离较近。
图表19：日本与中国贸易差额结构对比
资料来源：OECD，中金研究院
图表20：中国前二十大货物贸易顺差（逆差）国家和地区及顺差（逆差）来源结构
资料来源：UN Comtrade，中金研究院；注：红色代表逆差、蓝色代表顺差，颜色越深、占比越高，每行比例加总为100%
在海外开拓的地域选择上，中国与日本当年也有差异。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集中于新兴市场国家，日本则同时布局发达和新兴市场。截至1996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地域分布中，亚洲占比1/3，美国和欧盟分别占36%和17%。日本对欧美发达市场的投资自1970年代末开始、80年代快速增长，主要为应对美国和欧盟针对日本在电子、汽车行业的贸易摩擦，通过加大直接投资以维持市场份额。中国的对外投资则主要集中在亚洲、拉美等地，对欧美市场的投资份额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企业在经验和能力方面的差距。对外证券投资资产存量的地域分布也呈现类似特点。90年代以来，日本对美国和欧盟证券资产的持有比例维持在合计60%以上，中国这一份额则较小。
此外，国内企业逐渐取代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活动的主体。90年代中后期，大型跨国公司加大对中国投资，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份额快速提升，带动国内产业融入全球贸易和价值链。在2006-2007年高峰时，外资企业占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比例达到约60%。随着中国产业链的发展完善、国内企业竞争力提高，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逐步下降，2022年已降至30%左右水平。国内企业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活动的主力军。
图表21：中日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资产地域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中国外汇管理局，Haver，中金研究院；注：中国香港占中国内地对亚洲投资存量的87.5%，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直接投资存量的45%投资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国香港占中国内地对亚洲证券投资资产存量的88.6%
图表22：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额中的占比有所下降
资料来源：CEIC，中金研究院
（二）发挥规模比较优势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先后经历了人口红利和金融周期红利释放后，在金融周期下行阶段，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动力。中国未来的发展优势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需求和规模。二战后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浪潮下诞生了不少富裕小国，因为小国能够利用全球分工扩大潜在规模，充分享受超越国土面积范围的规模经济红利。但在当前逆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天然规模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中国的规模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需求将对增长形成持续支撑，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仍有很大的潜力尚未释放。2020年中国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全球比例12%，低于GDP（18%）和人口（18%）的全球占比。另一方面，市场规模对生产端的促进日趋重要。规模优势带来报酬递增，能够吸引产业集聚、通过范围经济扩张产品种类促进效率提升。中国在产业链的位置靠近中下游，对下游市场响应及时，有利于规模优势发挥。
二是完备的产业链能力。中国制造业产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整、产业链配套能力全球领先。截至2022年6月底，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排名中国是位居世界第一的[40]。受益于规模经济，中国在一些产业领域，例如标准化生产制造、需要一定知识含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及需要一定技术积累的产业上已经形成了优势。上中下游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使中国在进行国际产业布局时同时具备纵向和横向拓展的能力，在应对复杂的全球产业链调整时能够采取更为灵活的应对策略。
三是发展新兴产业的比较优势。新兴产业的诞生和发展遵循规模经济逻辑，中国在其发展中具备比较优势。以数字经济为例，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市场为平台经济提供了广泛运用的空间，积累的大量数据资产具备转换为生产力的潜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使“微笑曲线”走向扁平化，研发与制造、制造与服务的一体化使中国在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基础上可能诞生更多“工程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赶超。再比如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技术具备更强的制造业属性，能够以效率提升、材料迭代和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
四是资本积累及潜力。中国的储蓄率长期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超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提供了雄厚的资本。2020年，中国储蓄规模占全球比例达到29%，美国和日本分别下降至18%和6%。但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上看，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仍有一定差距，与当前的经济体量也不匹配。回顾美国和日本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大国均经历了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的转变，体现在经常帐户差额上，初次收入（主要为投资收益）逐渐替代贸易差额成为经常账户净流入的主要来源。从这个角度，中国的对外投资仍有很大潜力和空间。
图表23：中国储蓄占全球比例快速上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注：以上为毛储蓄口径
图表24：中国的对外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UNCTAD，中金研究院；注：以上为2021年数据
图表25：美国和日本都经历了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的过程
资料来源：Haver，IMF，中金研究院
（三）从单一形态到多队列雁行模式
对比国际发展环境变化和中国的特点优势，当前中国考虑全球产业布局和日本在雁行模式时期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一方面，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面临的外部环境，通过全球产业布局达成自身发展和促进其他国家发展的目标与日本雁行模式时期有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中国当前面临的内外条件与日本雁行模式时期相比也有很大不同：1）外部条件上，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模式已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间垂直分工，全球产业分工模式趋于复杂、更要兼顾效率与安全；规模比较优势和经贸规则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2）自身条件上，中国并非位于全球产业的“雁首”位置，这意味着与其他国家的产业分工合作需要更加多元的形式，而这其中面临的各国制度环境等影响因素会更加复杂。但同时，中国自身具备规模优势，这给多元产业分工布局带来灵活性。
因此，在未来全球产业布局上，中国可能形成与日本雁行模式不同的形态。
一是产业布局方式上，结合水平和垂直分工，综合考虑规模效应加后发优势，而不仅仅是要素禀赋差异。过去数十年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已根据要素禀赋差异、以效率为导向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分工。未来全球产业的布局和发展遵循两个新的逻辑：经济层面，满足需求多样化而进行的更为专业化的生产能够持续创造贸易增量，更精细的产业内或产品内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是未来国际分工的趋势，这其中，在要素禀赋差异之外需要进一步考虑规模经济逻辑；政治层面，在疫情和俄乌冲突、全球转向逆全球化浪潮后，集团化和区域化是趋势，综合考虑效率和安全因素，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水平分工之下的垂直整合，可能是未来产业布局的方式。中国完备的产业链能力具备同时进行纵向和横向产业布局的能力，使得兼顾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考虑的国际分工布局成为可能。
二是地域布局从东亚拓展至全球。日本雁行模式的布局集中在地理位置较近的东亚，以日本自身体量考虑，东亚范围正好能够满足其放大规模经济优势的需求。中国当前的制造业规模远超日本当年，相应需要更大的地域范围来进行产业布局。尤其是继东南亚、南亚之后在中长期具备较大人口潜力的非洲，多数国家仍处于工业化未充分开始的阶段，具备要素禀赋差异的基础条件。此外，在当前逆全球化的趋势下，产业布局的地域或受制于安全因素考虑，更大的版图能够提供更多可行的选项。
三是“生产-消费”或可实现良性循环。日本雁行模式形成了“生产在东亚、消费在美欧”的格局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双向资本流动。产业资本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本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设资金的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依赖于外部要素投入。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在于自身具备较大的市场规模，且正在释放消费潜力，这使未来中国的产业布局能够实现“生产-消费”闭环。当前，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上仍处于相对中下游的位置，以产成品贸易为优势；未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可能向上中游发展，在中间品贸易领域形成优势。参照日本雁行模式下日本向东南亚国家出口中间品、由东南亚国家出口最终品的形式，未来可能形成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中间品、其他国家生产并出口最终品的形式，但消费市场能够回到中国。这有利于国际贸易收支平衡，使参与产业分工的国家分享资本积累红利，真正带动整体的经济增长。
展望来看，中国在全球的产业布局，可能形成多队列、多层次嵌套的雁行模式，将比日本雁行模式形态更加丰富。东亚各国（或地区）在经历雁行模式的产业升级发展后，要素禀赋也发生转变。2020年制造业在东亚各国（或地区）的占比提升至20%及以上，电子、纺织等部分产业环节在一些国家已形成优势。在与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关系中，中国在部分产业环节位于“雁首”位置、也有部分产业环节位于“雁翼”位置，与这些国家的产业合作需要综合各国要素禀赋以及规模优势的特征进行考虑。从更广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范围来看，中国与部分国家仍然存在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的梯次差异，垂直产业转移具备条件；与其他国家则可能在水平分工上形成更多合作。
因此，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布局的多队列雁行模式，能够更多结合自身发展需要，撬动全球范围的规模优势，差异化地在海外形成与国内产业互补促进的垂直抑或水平分工，为全球分工贡献更复杂、同时也更稳定的模式，带动中国及相关国家的长远可持续增长。日本雁行模式的雁翼和雁尾国家借力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跟随先发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缩短发展时间；在中国的综合雁行模式下，雁翼和雁尾国家能够借力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以外的规模合力，获得追随路径以外的更多增长潜力。
此外，与雁行模式时期东亚各国（或地区）作为东道国（或地区）具备的稳定宏观制度环境相对应，当前全球亦有部分地区和国家的营商环境正在改善，例如非洲于2021年1月正式启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通过关税减免和逐渐消除非关税壁垒降低企业成本、刺激非洲内部的跨境贸易和投资，并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转向工业和制成品生产。这为中国进行产业海外布局提供了一定基础条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产业海外布局的制度环境风险。
图表26：2020年各国（或地区）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UNCTAD，中金研究院
图表27：各国发展阶段差异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注：图中各国标示为2021年人均GDP水平
图表28：各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差异
资料来源：ILO，中金研究院
五、思考与启示
截至2022年12月6日，中国已与15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41]，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包含人均GDP从不足300美元到超13万美元的经济体[42]，拥有不同的发展禀赋和条件，为中国考虑全球产业布局、形成多队列雁行模式提供了土壤。
由于日本雁行模式更多是企业先行海外布局形成的结果，政府措施起到了良好的促进，在推动产业布局的具体举措上，日本雁行模式经验仍可借鉴。
在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上，拓展产业投资潜力。有研究显示，一国在他国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对他国吸引来自本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明显更有效[43]。过去九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已经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未来可在此基础上引导产业投资，尤其是在中国具备优势的绿色和数字经济相关产业领域。伴随着投资过程，也要注重当地的人才培养，通过产业发展和贸易导向的投资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
适度技术转移，同时保持关键领域的核心竞争力。2000年后，日本在制造业海外转移的同时能够保证国内产业竞争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内企业母公司的研发和技术投入，以转型升级填补了产业转移留下的空白。在对外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国内企业在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和核心竞争力。同时，更多发挥产业转移后的贸易创造效应，以海外布局反哺国内企业发展。
企业集群出海，打造规模经济优势。在日本企业出海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有效的产业链集体行动，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的汽车制造业布局，是整车厂、零部件厂、金融机构等一起布局，“Keiretsu”模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比之下，中国过往的企业出海往往缺乏上下游和相关服务企业一起行动，制约了优势发挥。尤其在未来综合安全和效率的产业布局考量下，形成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垂直集聚的水平分工有利于产业链安全，也能够发挥规模经济优势。
推动中小企业参与海外分工布局。中小企业在日本雁行模式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当前参与“一带一路”布局的国内企业大多为国企和上市公司。未来的产业布局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垂直整合，围绕核心企业的上中下游小企业集聚，对于专业化生产和规模优势的发挥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在政策措施上，可以借鉴日本经验，通过设立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机构，完善企业海外布局所需的人才培训、信息渠道等为中小企业海外开展业务提供便利，也为中小企业出海提供专项金融支持工具。
同时，在与雁行模式的对比中，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不同，我们认为还应当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把控风险，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协调政府与企业，关注海外风险因素。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在产业层面应当遵循企业在产业链环节所处位置及发展规律，充分挖掘“雁首”或“雁翼”角色潜力。日本在东亚的布局以企业先行，抓住了各国宏观经济稳定、对外开放的制度契机，有效减少了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因素。海外布局应密切关注当地制度、文化及经济发展等可能风险。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以规则引领产业体系构建。过去，商业先行于规则，但现在贸易制度和规则先行于产业发展。推进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高质量、机制化的合作，以更大范围、更多成员的区域合作机制创造出新的市场，有助于为海外产业体系的布局发展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