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国君宏观董琦，作者：董琦 韩朝辉 陈礼清

导读

后工业化时代背景催生了以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为主的两大未来经济模式，在货币政策框架下，绿色金融和数字货币应运而生，进一步拓宽了货币政策的外延。

摘要

绿色金融：后工业化时代的召唤，已渐成气候。

1、绿色金融的时代背景：1）宏观层面，在“30&60”的减排方针下，预计需要在2030年将碳排峰值控制在104~110亿吨之间，并且于2050年实现深度减排，碳排量降至20亿吨左右，减排目标任重道远。2）中观层面，地产-城投传统的信用承载主体退潮之后，低碳转型能够激发万亿级别的融资需求，未来将会成为新的信用扩张主体。3）微观层面，企业高碳转型需要央行的金融支持，通过结构性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行为，符合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中金融更好支持实体的理念。

2、从信用视角看，绿色金融适应了我国信用扩张主体自地产、城投类切换至新兴领域的融资转型，是当前货币政策定向支持的重要方向。2022年以来，以绿色信贷为主力的绿色类融资在2022Q1实现了明显扩张，新增规模达到2.8万亿，占比达到23%（占社融）、33.7%（占信贷），扩张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是目前信贷靠前发力的重要边际增量。往后看，2022年绿色类融资将较2021年的4.5万亿扩张至7.8万亿；在对社融贡献的占比上，2022年的绿色领域信用扩张占全年社融的比重较2021年的14.4%提升至20.6%。

3、货币政策对绿色金融的支持以结构性设计为主，同时发挥“第二支柱”作用。近年新增 “碳减排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再贷款”两个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长期与短期工具结合，鼓励社会资金更多投向绿色低碳领域。展望未来，灵活运用结构性工具，双支柱共同支持减碳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点。

数字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推手，将影响多方。

1、数字货币是一种基于节点网络和数字加密算法的虚拟货币，相比传统物理货币具有不可造伪、点对点快捷交易、流动方便的特点。1）数字货币具有较好的信息管理能力，针对数字货币流通的情况进行跟踪和查询能够增加货币政策准确性；2）数字货币的发行改善了传统货币的流通形式，也减轻了货币生产、发行所需的人力成本；3）依靠信息科技形成大数据系统，更有助于针对金融风险作出科学监测，进而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2、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称为DCEP，目前主要用于替代现金M0。其投放仍采用现行的纸币发行流通体系，即“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双层运营体系。其推广对第三方支付机构、金融机构、央行调控、和货币派生机制都带来了重大影响，如：因安全性对第三方支付平台产生替代；可能提高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DCEP利率可以作为央行调控的新型价格工具。

3、展望未来，数字货币将大有可为。1）在贸易结算、数字化贸易融资平台等领域的应用未来可期，有望改善跨境支付，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新鲜血液；2）数字人民币体系将进一步降低公众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支付即结算”特性也有利于企业及有关方面在享受支付便利的同时，提高资金周转效率；3）提高支付工具多样性，有助于提升支付体系效率与安全。

正文

1. 货币政策框架的新成员之绿色金融：渐成气候

1.1.  早已有之，为何当下备受关注？来自后工业化时代的召唤

绿色金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最初称为环境金融（environmental finance）和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主要以保护环境、治理污染问题以及金融业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绿色金融引导经济和社会资源得以充分合理利用，要求企业和金融在进行投融资决策时，充分考虑与环境相关的各种成本问题以及投资和回报。传统金融模式适用于传统经济，而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则依然适用。换言之，金融与经济相伴相生，绿色金融也因经济转型而孕育发展。

来自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度的时代背景：

1、宏观层面，在工业化、城市化退潮的背景下，后工业化时代的各国采取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在“30&60”的减排方针下，我国需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根据我们测算，碳排峰值大概在104~110亿吨之间，并且于2050年实现深度减排，碳排量降至20亿吨左右，其中，工业技改、能源转型、产业优化、负碳技术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手段。因此，低碳发展是我国未来30年的核心命题。

2、 中观层面，地产-城投传统的信用承载主体退潮之后，绿色金融是一个必要的对冲项，低碳转型能够激发万亿级别的融资需求，未来将会成为新的信用扩张主体。根据我们测算，短期来看碳中和投资主要集中在新能源装机和低碳技改两个方面，预计 2022~2023年的低碳投资，大体每年体量在1.2~1.4万亿元。参考社融、信贷存量数据中企业信贷占企业全部融资规模比例（70%），每年 1.2~1.4 万亿的绿色资金需求将会撬动信贷资金0.84~0.96 万亿。通过减碳企业支持，理论上最终会带来社融增速 0.3个百分点左右的反弹。

3、微观层面，企业高碳转型，金融机构从传统的借贷客户中转移至绿色客户，需要政策支持。央行能做的就是金融支持，通过结构性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行为，符合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中金融更好支持实体的理念。

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当下我国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具有四层重要意义：其代表了未来金融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方向，是金融领域的一场创新与变革。

第一，发展绿色金融不仅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污染问题、气候问题等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更合理的配置，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

第二，发展绿色金融有利于通过减少未来的补偿成本，助力经济的持续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意味着在投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要融合进日常业务中，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发展绿色金融有利于促使金融资源配置向保护环境倾斜，增强整个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绿色金融通过绿色风险投资等方式将落后、过剩产业的资金调整到新能源研发、生态型农业、能源节约、污染治理等产业，有效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速落后产业自然淘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发展绿色金融有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进步，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有利于改善环境，减轻自然环境压力，例如通过绿色金融投资一些环保企业有利于解决气候变暖等严重的环境问题，有利于保护地球生态环境，造福人类社会的长久发展。

1.2. 绿色金融体系的“三梁五柱”：顶层设计搭配基层探索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首个拥有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两条路径对绿色金融进行建设。其中，绿色金融发展的“三大功能”和“五大支柱”是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大功能”：1）通过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监管政策、强制披露、绿色评价、行业自律、产品创新等，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源向低碳项目、绿色转型项目、碳捕集与封存等绿色创新项目倾斜，强化资源配置；2）通过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绿色和棕色资产风险权重调整等工具，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3）推动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碳期货等衍生产品，通过交易为排碳合理定价。

“五大支柱”：1）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人民银行应遵循“国内统一、国际接轨”原则，重点聚焦气候变化、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三大领域，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2）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持续推动金融机构、证券发行人、公共部门分类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和规范性。3）逐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绿色金融业绩评价、贴息奖补等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增加绿色资产配置、强化环境风险管理。4）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可以通过鼓励产品创新、完善发行制度、规范交易流程、提升透明度，我国目前已形成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产品创新和市场稳健发展。5）积极拓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空间。通过“一带一路”等政策开拓与其他国家的绿色金融合作。

1.3. 绿色金融体系的核心成员：近年来绿贷、绿债发展最为迅速

2021年3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圆桌会发表《用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讲话，我们认为利率水平适中更大概率指向政策利率适中，货币政策维持稳健，完善支持碳中和的绿色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后续在维持稳企业保就业的基本目标外，完善碳中和相关的绿色金融机制将是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2022年6月27日，易纲表示，在绿色转型和货币政策方面，就货币政策而言，央行首要和最重要的职责是维护价格稳定。一些央行仍有政策空间，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绿色转型。货币政策将继续从总量上发力以支持经济复苏。同时，也要用好支持中小企业和绿色转型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我们看到，近年来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的规模持续提升，截至2021年底分别达到15.9万亿元和0.8万亿元。信贷目前是绿色金融的核心力量，其中工行占比15.4%，农行占比12.7%，建行占比11.2%，兴业银行9.7%，中国银行7.5%，主要投向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等领域，其中：公用事业中的清洁能源产业占比26.2%。

对于社融的拉动角度来看，绿色信贷近三年（2019~2021年）占新增信贷的比重分别为11.8%、8.8%、19.8%，拉动信贷余额同比分别1.5%、1.1%、2.3%；进一步，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合计占新增社融的比重分别为8.9%、5.6%、14.5%，拉动社融存量同比在近三年分别为1.0%、0.7%、1.5%。2022年以来，以绿色信贷为主力的绿色类融资在2022Q1实现了明显扩张，新增规模达到2.8万亿，占比达到23%（占社融）、33.7%（占信贷），扩张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是2022年信贷靠前发力的重要边际增量。

往后看，我们认为绿色金融将是本轮宽信用的新亮点。我们测算2022年绿色类融资将扩张至7.8万亿。在规模上，这一体量较2021年的4.51万亿多出3.3万亿；在对社融贡献的占比上，2022年的绿色领域信用扩张占全年社融的比重较2021年的14.4%提升6.2个百分点至20.6%。

1.4. 货币政策的支持：结构性设计为主，同时发挥“第二支柱”作用

为了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货币政策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1、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结构化设计。将存款准备金率、利率、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设借贷便利）等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绿色金融”挂钩，以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定向微调的功能。

2、调整资产结构和宏观调控时侧重“绿色”概念。在调整央行资产结构时，增加“绿色”因素（如购买绿色债券）。在宏观调控需要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尽可能形成“绿色量化宽松”。

3、将环境相关风险纳入评估金融稳定性的指标体系和模型。制定一个绿色宏观、微观评估框架，以及一套标准化的环境评估方法，以使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能够测量、评估与企业和环境政策目标相关的活动。该框架可以帮助监管机构审查整个金融体系的环境风险影响，评估金融机构在“看似不可能但真实存在的”情境下的弹性，并引导宏观审慎监管进行相应的调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早在2016年，央行等七部委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探索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并将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指标评价结果、银行绿色评价结果作为重要参考，纳入相关指标体系，形成支持绿色信贷等绿色业务的激励机制和抑制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的约束机制。

央行在2017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吿中披露，央行于2017年第三季度实施MPA评估时，将绿色金融纳入MPA“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2018年7月，央行发布《关于开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通知》正式明确，央行负责24家主要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工作，央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负责辖区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工作。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每季度开展一次。

在地方上，2018年8月，央行南昌中心支行曾发布《关于加强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赣江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展绿色信贷情况纳入宏观审慎评估考核，在信贷政策执行情况指标中设立绿色信贷政策执行情况专项指标。

1.5. 近年新增：长短结合，“碳减排工具”搭配“支持煤炭清洁再贷款”

2021年，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人民银行创设推出两个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鼓励社会资金更多投向绿色低碳领域。一个是碳减排支持工具，以稳步有序、精准直达方式，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三个重点减碳领域的发展，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另一个是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支持煤的大规模清洁生产、清洁燃烧技术运用等七个领域。

截至目前，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发放1827亿元，支持银行发放碳减排领域贷款3045亿元，带动减少碳排放超过60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已经累计支持银行向企业发放低成本贷款439亿元。

1）碳减排支持工具是“做加法”：用增量资金支持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和建设，从而增加能源总体供给能力，金融机构应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供融资支持，助力国家能源安全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

人民银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提供碳减排贷款，贷款利率应与同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大致持平。碳减排支持工具发放对象暂定为全国性金融机构，人民银行通过“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相关企业发放的符合条件的碳减排贷款，按贷款本金的60%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为1.75%。

为确保碳减排支持工具精准支持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领域，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国内多种标准交集、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原则，以减少碳排放为导向，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三个碳减排领域。初期的碳减排重点领域范围突出“小而精”，重点支持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但促进碳减排的空间较大，给予一定的金融支持可以带来显著碳减排效应的行业。

具体而言，清洁能源领域主要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生物质能源利用、抽水蓄能、氢能利用、地热能利用、海洋能利用、热泵、高效储能（包括电化学储能）、智能电网、大型风电光伏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户用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跨地区清洁电力输送系统、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等。节能环保领域主要包括工业领域能效提升、新型电力系统改造等。碳减排技术领域主要包括碳捕集、封存与利用等。后续支持范围可根据行业发展或政策需要进行调整。

2）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2021年1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的基础上，再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形成政策规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按照聚焦重点、更可操作的要求和市场化原则，专项支持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工业清洁燃烧和清洁供热、民用清洁采暖、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大力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

具体方式是，全国性银行向支持范围内符合标准的项目自主发放优惠贷款，利率与同期限档次贷款的市场报价利率大致持平，人民银行可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再贷款支持。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以煤为主，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离不开金融支持。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将从“量”和“价”两个方面，为金融机构提供稳定的低成本资金，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助力绿色发展的意愿和能力。

1.6. 未来展望：灵活运用结构性工具，双支柱共同支持减碳

展望未来，灵活运用结构性工具，双支柱共同支持减碳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点。在第一支柱方面：以结构性工具为主，但不局限于目前的专项再贷款，还可以采取GMLF、定向降准、信贷投放和双碳挂钩等措施。未来较长时间内，信贷投放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和双碳目标挂钩。如2018年6月，央行决定适当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新增的担保品就包括了不低于AA级的小微、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以及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等。第二支柱方面，在宏观审慎和监管领域还需做更多的工作，出台我国自己的绿色贷款或绿色债券标准，防止出现“漂绿”（Green Washing，企业将自己洗白为低碳环保企业）。在框架层面，参考欧央行（ECB）将双碳、气候变化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的规划，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框架也将新加入这些绿色金融相关概念。

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探寻货币政策与绿色金融的关系，包括：央行的决策对绿色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产生的重大影响；确定并消除当前货币政策中与绿色经济目标不匹配之处；审核差别存款准备金要求的应用，及其与绿色金融目标相匹配的可能性；提升关于环境退化和资源稀缺可能对价格和金融稳定性产生的影响的认知能力和知识储备；更好地理解利率水平对能源、水和资源安全领域所需长期投资的影响。

2. 货币政策框架的新成员之数字货币：影响多方

2.1. 数字货币简介：概念、作用以及我国进展

数字货币是一种基于节点网络和数字加密算法的虚拟货币，相比传统物理货币具有不可造伪、点对点快捷交易、流动方便的特点。根据其是否由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划分为法定数字货币和非法定的加密货币，法定数字货币即是指央行数字货币（CBDC），非法定的加密货币又可进一步分为普通加密货币和稳定币，代表性的普通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BTC）、以太币（ETH）等，代表性稳定币包括泰达币（USDT）、天秤币（Libra）等。

数字货币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打破了传统货币发展的理念。数字货币发行的作用有：

1、增加货币政策准确性：我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有效发展提供支持，数字货币具有较好的信息管理能力，针对数字货币流通的情况进行跟踪和查询。通过对数字货币资金流向的交易查询，可提高货币流动监测的准确性，实时地通过大数据统计出货币的流通速度及使用量等。数字货币的发行，能够为我国央行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进而促进货币政策操作的精准性。

2、降低货币发行流通成本：数字货币的发行改善了传统货币的流通形式，也减轻了货币生产、发行所需的人力成本。相比传统的货币而言，数字货币的发行不需耗费过多的成本，只需要基于科技力量的支持，通过计算机形成加密数字符号。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应用基本上是在网络上进行的，降低了货币流动中产生的破损、丢失等情况，同时也能提高安全系数，防止伪造货币现象的发生，数字货币的管理和流通成本也受到有效控制。

3、提升金融体系稳健性：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是货币正常流通的保障，因此央行必须要重视货币发行的有效性。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是我国金融发展中的必然环节，数字货币的发行减少了更繁琐的交易环节，采用网络支付的模式结算，可提升数字货币交易资金流动性。我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依靠信息科技形成大数据系统，更有助于针对金融风险作出科学监测，进而提升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2.2.我国央行数字货币：替代M0的DCEP具有何特点？

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称为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其本质是人民币的数字形式，又称为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负债，属于以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定货币，与流通的纸钞和硬币等价并同样具有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职能。

DCEP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它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采取账户松耦合的方式，即公众可以脱离传统银行账户，在双方数字钱包间实现资金转移，是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的可控匿名的支付工具。

现阶段，DCEP的定位主要用于替代现金M0，其投放仍采用现行的纸币发行流通体系，即“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双层运营体系。因此，为了维持原有的货币传导方式，防止货币超发，DCEP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DCEP运行体系的核心要素可归结为“一币、两库、三中心”：“一币”即DCEP，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其本身的设计要素和数据结构；“两库”即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发行库和商业银行数字货币业务库，前者负责数字货币的发行，后者负责向发行库兑换和回笼数字货币；“三中心”即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分别负责认证用户身份，登记数字货币发行、转移、回笼等流程，以及管理系统风险。

2.3.我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推广将会有何影响？

DCEP的推广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支付宝）、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央行调控、和货币派生机制都带来了影响：

1、第三方支付机构：1）DCEP凭借在离线支付、跨平台、安全可信赖等方面的优势，将对第三方支付形成一定冲击；2）DCEP对第三方支付机构销售货基等资管产品方面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3）第三方支付机构在DCEP体系下较难直接获得支付大数据信息，将影响原有模式中依附支付大数据衍生出来的征信、风控等相关业务。

2、商业银行： 1）DCEP可能影响银行负债端资金来源并提高负债成本，央行或采取不对DCEP计息等应对措施来缓冲DCEP对银行负债端的影响；2）DCEP或将影响支付清算结算和数字货币托管两类中间业务。根据目前专利信息，DCEP不仅影响传统小额零售支付结算，或可还将应用于大额支付清算场景。根据专利信息，DCEP二元运行模式中银行账户与数字钱包绑定，数字钱包托管在商业银行。未来托管数字钱包可能成为商业银行的一种新的中间业务。

3、央行调控：若DCEP计息，则DCEP利率可作为新型价格工具，甚至可用来打破零利率下限；DCEP“通证”记账方法且信息记录较为便利，或可降低央行监管成本；DCEP或可便利追踪并控制资金流向，有助于央行开展更有效的结构调控政策。

4、货币派生机制：或可重构基础货币结构并影响货币乘数，或可提高逆周期操作效率并降低顺周期特征。

2.4.未来展望：数字人民币的未来

从设想走向试点，展望未来，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有望加速。我们认为，具体的政策发力点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倡议，探索改善跨境支付：数字人民币具备跨境使用的技术条件，但当前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要。未来，人民银行将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关于改善跨境支付的倡议，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领域的适用性。根据国内试点情况和国际社会需要，人民银行将在充分尊重双方货币主权、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探索跨境支付试点，并遵循“无损”、“合规”、“互通”三项要求与有关货币当局和央行建立法定数字货币汇兑安排及监管合作机制，坚持双层运营、风险为本的管理要求和模块化设计原则，以满足各国监管及合规要求。

2、助推人民币国际化：数字货币的一大特性为“支付即结算”，这将有助于减少用户对于银行账户的依赖，从而在部分场景下绕开银行等金融媒介。《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组）中指出：“数字人民币具有价值特征，可在不依赖银行账户的前提下进行价值转移，并支持离线交易，具有‘支付即结算’特性”。若后续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可行性得以验证，那么其应用或将拓宽人民币跨境支付方式，在部分场景下绕开银行等金融媒介，从而独立于SWIFT系统。尽管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适用性仍处探索阶段，但其在贸易结算、数字化贸易融资平台等领域的应用未来可期，有望改善跨境支付，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新鲜血液。

3、助力普惠金融：丰富央行向社会公众提供的现金形态，满足公众对数字形态现金的需求。数字人民币体系将进一步降低公众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保持对广泛群体和各种场景的法定货币供应。数字人民币“支付即结算”特性也有利于企业及有关方面在享受支付便利的同时，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4、支持零售支付领域的公平、效率和安全：数字人民币将为公众提供一种新的通用支付方式，可提高支付工具多样性，有助于提升支付体系效率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