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招商宏观谢亚轩，作者：罗云峰 高明

核心观点：

本报告综合《“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精神，阐述共同富裕的政策设计、宏观影响与投资意义。

共同富裕的原则与节奏：分阶段促进、坚持在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因地制宜。

促进共同富裕，目标是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主要措施包括五项：1、充分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2、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3、加大税收、社保与转移支付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4、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区域平衡发展、行业协调发展，关键是公共服务均等化。5、精神文明、生态环境与社会治理的升级。

税收、社保与转移支付调节是政府最有力抓手。关键一是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二是稳定地方政府税源，增强基层（尤其是县级）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重点关注房地产税立法、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中央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等。

货币超发、债务扩张是近50年来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恶化的根源。通过超发货币、扩张债务来推升GDP增速不利于共同富裕。高度依赖债务的房地产、基建等领域的吸收就业能力与科技创新能力其实都不明显。在未来的政策目标中，经济增速的权重会下降，而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的权重会上升。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通胀率中枢将稳中有降，国债发行量增速也将稳中有降，中长期而言利率水平趋于下行。

总供给层面，鼓励劳动要素、技术要素的收入，调节土地、资本要素收入，正在界定数据要素所有权。具体表现为，坚持就业优先、鼓励科技创新；严控房地产领域债务与地方政府债务；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数据法制建设等。

总需求层面，消费率趋于上升，投资以中长期目标为导向，国际贸易地位升级。对内需而言，以乡村振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降低中等收入群体在购房、教育、医疗、养老、生育等方面的负担等措施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投资将发挥优化结构的作用，进一步向科技创新、补链强链、共同富裕、国家安全、碳中和等中长期目标集中。对外需而言，中国已经度过了低成本竞争的发展阶段，不会再依靠压低劳动力、税收、资源环境等显性成本去参与国际分工。

风险提示：地缘政治风险

引言：理解共同富裕，不能局限于经济范畴，应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综合视角去分析。

一、共同富裕的目标、政策架构与主要措施

政策体系：共同富裕是《“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指导思想，也是发展目标。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标志着共同富裕进入以点带面阶段（图1）。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的意义、定义、工作原则、改革目标、重点举措等进行了全面阐述（图2），标志着共同富裕进入系统推进阶段。

政策意图：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有助于不断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基础。其中，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言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表现在消费上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在生产上是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

工作原则：按照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的要求，应“分阶段促进”、“坚持在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短期而言，市场会对政策节奏、力度与着力点存在不解，可以参考2016年下半年汇率改革、2018年上半年金融去杠杆等重大制度变革期的市场情绪变化过程。

改革目标：构建基础性分配制度；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延续性政策，但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其中“十二五”时期以反腐和党的领导能力建设为重心；“十三五”时期以脱贫攻坚、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心；预计“十四五”时期将以乡村振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降低中等收入群体在购房、教育、医疗、养老、生育等方面的负担等为重心。

重点措施：综合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的精神与浙江示范区的设计思路，我们归纳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五项重点措施：

1、充分就业是共同富裕的根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只有实现充分就业，才能进一步去追求共同富裕这个更高目标。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吸收就业的主体（图3）。这是中央财经委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原因。

2、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是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制度基础。分配是指政府以生产税净额的形式、企业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的形式、个人劳动者以劳动报酬的形式获得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图4）。其中，初次分配是劳资双方通过市场议价来实现的，以效率为导向。再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的，体现社会共同价值和政府意愿，具有强制性特征，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力。三次分配是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慈善事业、民间捐赠、志愿行动等实现的，体现社会成员的更高精神追求，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补充。

3、税收、社保与转移支付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是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的主要政策措施。其关键一是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图3）；二是稳定地方政府税源，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图4）。其中，直接税以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等为代表，由于不易转嫁，因此比重上升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社保缴费也有直接税的特征）。间接税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可以通过商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1）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是扩大综合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焦点在于目前综合所得的范围仅限于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稿酬四类，而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较大的利息股息红利等资本性、财产性所得，并不包括在内。且相比于个人所得税最高适用45%的边际税率，目前财产性所得和资本所得均采用20%的比例税率。

（2）房地产税试点与立法。房地产税经过重庆、上海试点之后，将逐步进入扩大试点、推进立法阶段。这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三重意义，一是稳定地方政府税源，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二是调节收入分配，拥有多套房产的人群将承担更多税收；三是调控房价，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负担。与房地产税类似的遗产税尚未列入立法规划。

（3）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调整优化，推进征收环节的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一方面丰富地方政府税源，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对豪华汽车、奢侈品等消费行为增加税负，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

（4）企业税收方面：增值税改革的目标是优化经济结构，亦即 “聚焦支持稳定制造业、巩固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制度”。而税收优惠则主要是支持中小微、科创型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有助于带动就业，促进共同富裕。

（5）社保调节措施中，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等措施都具有促进共同富裕的效果。

（6）转移支付的重点是“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例如2021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7.8%，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增幅均超过10%。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并扩大范围，将2.8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纳入直达机制（2020年为2.0万亿元）。

4、城乡一体化发展、区域平衡发展、行业协调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中观目标。而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缩小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的主要措施。根据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精神，主要包括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

5、精神文明、生态环境与社会治理的升级。正如引言中强调的，理解共同富裕，应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综合视角去分析。

二、共同富裕对宏观经济与资产配置的影响

1、发展目标层面，经济增长率权重下降，就业优先与价格稳定权重上升

K型经济的根源是货币超发。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就职信中提出，K型经济（即富者越富，而大部分人口的收入与财富增长则远远落后）的根源形成于50年以前，这是指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之后，美元发行失去约束，从而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图5）。

中国贫富差距在2011年之前持续加剧，但之后逐渐受控并趋于缓和。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目标的权重有所下降，逆周期政策力度趋于缓和；另一方面是社会平等与高质量发展等目标的权重上升，脱贫攻坚、城乡平衡、区域平衡持续推进。

宏观调控将更加重视就业优先与价格稳定目标，增速目标的权重将进一步下降。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依靠货币超发、债务扩张去推高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意义的，高度依赖债务的经济领域（如房地产等）吸收就业能力也比较有限。因此货币政策将坚守“货币供应量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规则，以币值稳定（包括对内物价稳定与对外汇率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就业目标，而非GDP增速目标。财政政策将严格控制债务增长，实现“稳定宏观杠杆率”。

这意味着，未来中国通胀率中枢将稳中有降，国债发行量增速也将稳中有降，中长期而言利率水平是趋于下行的。

2、总供给层面，鼓励劳动与技术创新，限制土地与资本，界定数据要素所有权

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如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强调的，“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房地产调控：2020年8月的“三条红线”与2021年1月的“房贷集中度管理”分别从资金需求端与供给端对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形成限制。

防范资本无序扩张：资本无序扩张的负面影响包括1. 加剧行业垄断，既会抑制潜在创新；也会挤出小微企业，不利于行业竞争。2. 利用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获利，影响消费者福利，侵犯消费者权利与个人隐私。3. 社会结构层面，资本无序扩张会导致贫富分化，财富集中。4. 政治层面，引发监管套利、寻租、干预法治与行政等。

数字经济反垄断：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发起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10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数字市场竞争的调查》。11月中国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两个征求意见稿。

3、总需求层面，消费率趋于上升，投资以优化结构为导向，国际分工地位升级

消费率上升。2000至2010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0%左右持续降至50%以上（图6）。反映的是全社会被动降低消费、提高储蓄，为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资金。因此无论是从纵向对比还是横向对比，中国的最终消费率都严重偏低。纵向对比来看，尽管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已经从低于50%恢复至55%以上，但相比1978年至2000年之前60%至70%的水平仍有距离。横向对比来看，当前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最终消费率约为60%至70%，而发达经济体平均约为80%左右。

国际分工地位升级。中国已经度过低成本竞争的发展阶段，没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压低劳动力、税收、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显性成本去参与国际分工。未来要向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销售、服务等高价值环节攀升。

投资将发挥优化供给结构的作用。投向会更集中在科技创新、补链强链、共同富裕、国家安全、碳中和等中长期目标指向的领域。其中，促进共同富裕领域包括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卫生、防灾减灾、民生保障，以及有利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