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作者： 王晋斌

导言​

本文旨在通过凝练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伟大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并阐述这一理论为什么不同于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与传统理论所表述的经济体制基础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中正式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都提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从党的十五大报告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的表述上虽有所变化，但始终清晰地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同时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大力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践有自己独特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存在主导性的国有金融部门，而不是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所倡导的纯粹的经济金融自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伟大实践，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这种理论的逻辑是，强调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强调通过国有所有权来实施金融控制战略，通过金融控制来有效降低或阻隔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守住不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并寻求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之间的最佳组合；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积极发展具有正外部性的普惠金融，从而逐步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公平增长的目标，并以此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了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本文分五个部分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一部分是导言；第二部分是分析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第三部分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践和理论的形成逻辑；第四部分论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化；最后一部分是简要结论。

一、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

从1950年代开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储蓄不足带来的资金短缺制约，研究者从金融要素出发，认为金融发展滞后和金融体系运行低效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认为，“金融理论的本质就是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从而促进金融发展”。可见，这是一种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发展的传统逻辑。但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该书指出，“我们无法弄清这种联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呢，抑或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一种反映？”

此后，以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先后出版了以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专著，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罗纳德·麦金农随后提出了经济自由化的顺序中的金融控制(financial control)理论，进一步丰富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赫尔曼等结合东亚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金融约束(financial constraint)理论。这些理论的目标就是找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提出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

表1 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简要对照

表1给出了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简要对照。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都是在反思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实证分析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直面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中，罗纳德·麦金农认为，“银行信贷在某些领域仍然是金融附属品，甚至经常项目上的一般政府赤字，也常常占用储蓄银行有限的放款资源。经济体中其他部门的融资必须由放债人、典当行与合作社这些匮乏的资源来满足，这就是金融抑制现象”。因此，金融抑制理论认为放松政府对于外源融资的控制，放松对贷款名义利率的限制，有助于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换言之，金融深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如何进行金融深化？为了寻求“一个压抑国内外贸易的中央集权化控制的经济过渡到一个完全市场经济过程中金融政策的最优顺序”，罗纳德·麦金农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理论：在控制财政信用防止通胀的前提下，放开国内资本市场，在“(成功地)进行了国内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以后，就可以以适当的步伐来启动外汇市场的自由化了”。爱德华·肖也指出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有利于就业和产出的稳定增长，从而可能摆脱经济徘徊的局面”，因为金融深化可以提高居民和政府的储蓄率，并通过金融市场来寻求投资选择，这样金融自由化（包括消除金融抑制的利率管制等）就开辟了优化储蓄的道路。

与上述理论有所不同的是托马斯·赫尔曼等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金融约束理论是在总结东亚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金融政策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政府使存款利率低于竞争性均衡水平。为了维持金融部门的租金，它必须对市场准入，有时还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对存款利率的控制可能还辅以对不同部门贷款利率的一系列控制，这些控制旨在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政府的作用在于不寻求租金，让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分配。租金为银行创造了“特许权价值”，使得银行经营更加稳健，更有动力去监督企业贷款，管理贷款组合的风险；企业也获得了较低的贷款利率。因此，金融约束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扭曲的分配理论，因为政府压低了居民储蓄利率，控制贷款利率为银行和企业创造了租金，且没有考虑租金的分配是否具备效率和公平。

这些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描述的场景大多是基于不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中介体系几乎成为金融发展的唯一选择。在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控制理论、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理论以及托马斯·赫尔曼等的金融约束理论中几乎只涉及银行金融中介。在金融约束理论中，证券市场的发展是受到抑制的。“我们认为，即使发展证券市场是可行的，也未必是理想的。主要原因在于证券市场与银行部门争夺居民的资金。只有经济中声誉卓著的最大型企业才能利用证券市场融资。如果它们这么做，银行将失去一部分收益最高的业务，从而损失特许权价值。由此可见，证券市场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储蓄工具，可能影响银行部门的租金，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因此，上述理论在说明转轨时期的金融制度安排时没有研究股权市场在资源获得和风险化解中的作用。

同时，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几乎没有涉及金融系统运行本身存在的系统性风险问题，即使金融控制理论也仅仅涉及宏观不稳定背景下银行业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金融约束理论强调的是通过政府管制创造的租金来维持和改善银行业的稳健性。因此，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在讨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对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关注不够，恰恰忽视了现代金融发展的本质之一就是要规避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可见，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也是后来大量的实证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的基础。但这些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并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践。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践有自己独特的市场制度基础，独特的市场制度基础构成了中国特色的金融控制，而不是传统理论所表述的经济完全的自由化。其次，中国在1990-1991年建立了组织化的、全国性的资本交易市场(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随着改革的推进，股权市场越来越多元化，股权市场在经济与金融改革和促进经济创新中的作用越发重要。换言之，中国经济在开启风险社会化的进程中，努力探究形成银行和市场之间竞争又互补关系的高效金融体系。再次，中国金融发展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没有出现过大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最后，中国的金融发展强调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强调发展普惠金融弥补市场天生之不足，以促进公平增长。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践和理论的形成逻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上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践有独特的市场制度基础：存在主导性的国有金融部门。主导性的金融部门是党和政府在推行国家发展战略、动员资源实施逆周期宏观政策调控等方面坚实的金融基础。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赶超战略，政府必须拥有大规模动用资源的能力。简言之，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动员能力。

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有动用资源的能力，也必须确保宏观效率和金融系统的稳健性。这与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的自由化市场经济模式存在明显的不同：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逻辑是基于私有化的个体分散决策，通过市场出清去强调个体效率，风险确实社会化了；而政府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不会前瞻性地主动化解个体分散决策导致的宏观金融风险，而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带来的经济衰退成本巨大，成为与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相伴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大的金融危机常常爆发在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历史上金融危机一再重演就是佐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践强调的是以市场为基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金融资本，推动经济金融健康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因为国有金融资本在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通过金融控制来割裂微观主体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传染渠道和有效降低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这种隔离个体重大风险的措施防止了金融市场的传染效应，同时给了市场投资者稳定的风险化解预期。2015年中国股市发生的“股灾”事件中“国家队”资本的进入和2019年5月下旬央行接管包商银行都是有效降低或阻隔系统性风险传染和爆发的例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表明了党和政府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能够政治动员金融资源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并通过金融控制政策来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技术实现路线

1、通过金融系统改革与发展来实现市场化内生要求的风险社会化过程

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过程也是风险社会化的过程。这种金融风险社会化的过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1990-1991年建立了组织化的、全国性的资本交易市场——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随着证券市场改革的深入和推进，各种类型的股权市场在经济与金融改革中的作用凸现，股权市场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通过参与股权市场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风险社会化进程。其次，通过改革中国传统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模式，放松银行业业务管制，让居民参与银行的各种信贷、理财和投资渠道，来实现风险的社会化进程。

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路径也是风险社会化的渐进路径，中国金融制度的选择也是采取了渐进化的改革方案。而金融中介和市场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居民参与风险社会化、管理风险的功能。机构和市场都是居民参与风险社会化进程的平台或者载体。金融功能观也说明了金融发展对于居民和机构在寻求投资收益和管理风险的各种功能上的重要性。但这些功能的效率将依赖于金融发展的程度，也取决于投资者在市场化过程中逐步成长的成熟度，而这些恰恰是在风险社会化的进程中才能逐步实现的。只有在风险社会化的过程中，才能形成多样化的市场参与主体，通过市场培养出不同风格的投资者，形成市场投资者管理风险的能力，并形成管理风险的规则和手段，从而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管理风险的能力。

2、通过金融控制去最大限度地克服金融监管始终滞后于金融创新的难题

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其政策基本是经济和金融自由化，市场所内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始终存在。基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随着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来的经济萧条将持续数年，严重拖累经济增长。金融危机理论一代又一代地出现，但始终没有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机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不可测性，这也非常符合现代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逻辑关系：金融监管始终滞后于金融创新。

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管理风险和促进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而机构和市场的创新是金融功能进一步发挥的活力源泉，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伯南克(Bernanke)指出，金融创新对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好处。监管的目标应该是在实现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同时保护这些利益，包括金融稳定、投资者保护和市场完整性。尽管金融创新在某些方面促进了这些目标，例如允许更好地分担风险，但金融创新的某些方面——包括金融工具和交易策略的复杂性、某些工具的非流动性或潜在的非流动性以及明确或嵌入的杠杆作用可能会带来重大风险，为金融创新设计适当的监管对策是一项挑战。次贷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取得了进步，但监管依然滞后于金融创新。奥瑞(Awrey)认为，尽管新的危机后，美国和欧洲管理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制度在解决市场复杂度带来的监管挑战方面前进了一步，但它们实际上还是忽视了金融创新带来的挑战。因为在一个高度变动的世界中，不完善的知识使监管设计永远处于追赶模式。随着系统的发展和新风险的出现，特别是在银行系统之外，我们需要采用多学科、主动的方法，包括更大的缓冲、适当的激励和更具侵入性的监督。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新风险，如影子银行和资本市场。尤其是技术进步的快速发展、创新性的科技金融的兴起，对金融的监管更是提出了严峻挑战。科技和网络世界的迅速发展为一个新的、未知的领域打开了大门。各公司和国家都在努力应对这一最新的威胁，寻求在保护其信息和声誉的同时降低金融风险的方法。

同时，随着金融的发展，全球货币供给和金融资产总量急剧膨胀，导致可能存在过度金融现象。切凯蒂和卡罗比(Cecheti & Kharoubi)以及阿坎德、伯克斯和帕尼萨(Arcand，Berkes & Paniza)首次指出了全球可能存在这种“太多金融”的现象。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太多金融”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金融创新来满足资本的获利需求。对金融市场来说，某些金融创新就不一定是负责任的金融创新，往往会超出现有的金融监管框架，即使是巴塞尔协议不断升级，也难以防范此类不负责任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控制战略的核心在于：拥有主导性的国有金融部门，通过金融控制去努力解决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内在冲突——被动的系统性风险防范与化解。这是因为政府拥有主导性的国有金融部门，当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苗头的时候，监管当局可以通过金融控制来降低或阻隔金融市场上的“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避免出现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危机。正是金融控制使得监管当局具备迅速、及时割裂市场潜在系统性风险爆发传染渠道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监管始终滞后于金融创新给市场带来的重大潜在风险，极大地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和成本。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化

（一）强调守住不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市场天生是不稳定的，尤其金融市场更是如此。从发展至今的金融系统来看，全球主要存在两种金融系统。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系统。这类金融系统的优点是竞争性市场带来信息分享和创新激励，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因为市场是不完全的，比如存在“搭便车”问题、系统性风险问题、在经济不好时不利于融资依赖型产业的发展问题，等等。

另一种是以德日为代表的全能银行制度，或称主银行制度。主银行制度在克服不对称信息、参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具有优势。比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就指出，机构的作用在于减少信息不对称；青木昌彦等认为日本的主银行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对企业监控的三阶段中解决不利选择和协调失败、道德风险以及承诺问题。同时，全能银行系统具有私有信息，因而在降低信息成本和在对非所有者的管理者的监督上，全能银行系统具有优势。

机构和市场谁是最优的？很难有一致性的答案。正如默顿(Merton)所说，“当我们静态地审视某一特殊产品的行为时，中介与市场的确是两个竞争性的制度。然而，当我们动态地看待金融系统之演进时，两者则恰恰正是互补性的制度，它们在功能的绩效上彼此相互加强，相互促进”。因此，不同类型的金融系统之间的比较是复杂的，而且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结论。实际中，我们观察到大量不同的金融系统，每一个金融系统都有优势和劣势。富兰克林·艾伦等在《比较金融系统》一书中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阐述。但无论采取何种机构或者市场合约去降低风险，由于知识和信息的非完备性，系统性风险始终存在。

因此，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现代金融系统健康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强调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指出，发展金融业需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但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

中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正是借鉴了国外的有益经验，但没有刻意去发展银行主导或者市场主导的某一种类型的金融系统，而是在强调发展市场和机构的功能的同时，通过探索找到适合中国的金融系统结构。同时，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底线思维，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应该说，中国特色的金融控制政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二）探寻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系统性风险的最佳结合点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一个体现就是中国经济中拥有大规模的国有资本。新时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已成为国家战略，金融领域也是如此。政府控制的国有金融资本规模与整个经济中的金融规模之间存在一个恰当的比例，这个比例本文称之为最佳金融控制程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明发展是硬道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是改善人民福祉、全面实现小康的基础。政府需要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必须控制金融资源，保证改革目标（如国企改革目标、技术进步目标、经济增长目标等）的实现，同时尽可能减少这种运作方式带来的风险。因此，涉及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就必须在金融控制和风险化解之间进行组合，而且这种组合是一种动态组合。至今，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金融经济危机，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的金融控制政策在降低系统性风险上具有天然优势。

图1 金融控制程度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

图1给出了本文首次提出的金融控制程度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在图1的右上方，金融控制程度高，系统性风险也高。这个区域和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对不发达经济体在转型初期情形的批判是一致的。对公司所有权、金融市场利率、资金流向过多的控制必然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亚诺什·科尔内在研究东欧国家国有企业时发现，一旦国有企业发生亏损，政府常常要通过金融系统追加投资或者贷款，并提供财政补贴，这种现象被称为“预算软约束”。“软预算约束”必然带来金融系统大量坏账，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图1的左侧区域I描述的是金融控制低，但系统性风险高的情形。这与自由市场经济情形相对应。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基于私有化个体的决策往往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大的金融危机基本都是爆发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自由市场中的个体或者机构的贪婪必然带来泡沫和危机。罗伯特·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深入描述了金融市场波动的心理根源，列举和论述的自由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就是有力的证据。

图1的左侧区域II描述的是金融控制处于中间层次，系统性风险也处于中间层次的情形。这种情形和传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描述的转轨时期的金融控制（深化）与经济增长情形相匹配。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经济自由化的深入，金融控制程度会下降，并且辅助以严格的财政纪律对通胀进行控制，有助于维持较为合理的正利率区间，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健性要好于原来的状态，市场系统性风险程度与自由市场经济相比要低一些。

图1的左侧区域III描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情形。在市场化逐步发展和深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同时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程度是动态的，而且通过国有资本实施的金融控制战略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监管始终滞后于金融创新给市场带来的重大潜在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就是要探寻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系统性风险的最佳结合点。对这一最佳点或者区域（比如在区域III的右侧小部分）的寻求构成了新时代中国金融、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指导原则。

（三）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属性，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

恢复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是对金融的一种正本清源。让金融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本质上就是在发挥金融功能的同时，避免或降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从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7月14-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从既有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大量实证研究来看，在金融发展是否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结论。首先是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认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如熊彼特(Schumpeter)的金融促进论，这一结论得到了许多后来的实证研究的支持。其次是金融需求跟进论，认为金融发展只是被动地对经济发展做出反应——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促使人们需要更多的金融服务，也由此推动了金融的发展。最后一种是金融经济发展互动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向互动的，且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结果，即金融发展可能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也可能促进金融发展，但也有可能是只有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原因的单向关系。应该说，至今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艾瑞斯蒂斯和德米特里亚德斯(Arestisand & Demetriades)的判断，即不存在普遍的金融发展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情况。最近的研究也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取决于多种因素。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复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不匹配状态，金融没有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属性。最近几年“过度金融”的提出就说明了金融过度发展无助于经济增长，而且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就是要形成有效的金融供给和有效的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属性。金融一旦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属性，就有望避免资产价格泡沫，从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通过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增加反过来需要更多的金融服务，也促进了金融本身的发展。因此，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属性是确保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础。

（四）发展普惠金融，弥补金融市场天生之不足

社会在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区域差异、禀赋资源差异等，会出现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存在不同规模的贫困人口。金融资本天生具有逐利性，市场本身存在失灵。在缺乏资产抵押、缺乏资源的背景下，资本不会主动流向社会的贫困群体。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强调微观金融市场效率的时候，公平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作为社会储蓄的公共资本天生具有逐利性，必然带来资本的偏向性流动，难以完全惠及全体社会大众。

公平和效率是市场经济讨论的永恒主题。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减少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金融资本的参与。如何使得金融资本参与呢？要克服这种市场失灵，政府的参与和引导是高效率、大规模克服这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

2015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自己控制的金融资源来加速实现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可以通过政策性引导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在至今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进程中，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源已经广泛、大规模地参与到普惠金融的发展进程中，这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在实现通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发展。

四、简要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伟大实践走过了一条不同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描述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是，强调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强调通过国有所有权来实施金融控制战略，通过金融控制来有效降低或阻隔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从而最大限度地去解决金融监管始终滞后于金融创新带来的现实或潜在系统性风险难题，牢牢守住不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在持续深化。在进一步寻求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最佳组合上，在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上，在发展普惠金融弥补市场天生之不足、促进公平增长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有助于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因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