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玉琪

来源：中国经营报

《八佰》，对于日益陷入困境的小影城老板们来说，似乎并非一棵救命稻草。

黄华在徐州一个县级市经营着两家影城。8月16日，华谊兄弟的驻地发行人员打来电话说，黄华的两家影院都在公司的保底发行名单里，通知她缴纳保底款，一家将近8万元，另一家4.5万元。这让她一度陷入两难。

9月4日，《八佰》票房突破22亿元，上映两周后排片率仍接近50%。

然而，救市之作《八佰》，救得了小影院老板们吗？

保底费背后的小影院之困

8月15日，湖北一家影院的经营者刘捷接到院线通知，可以申请《八佰》17、19、20日三天的点映资格了，申请无关去年票房、无关是否缴纳保底款，只要递交申请批准后就可发放密钥。

申请成功后，刘捷开放了电影票的预售，光19日一天就卖出了上百张票。

但刘捷称，刚拿到17日的电影密钥，他又接到院线通知，称如果在18日不缴纳保底款，就取消后续点映资格，无法获得19、20日的密钥。“我问院线已经售票的怎么办，他说如果要放的话，那你就交钱，要么你就退票。”

湖南一影院经理李文峰也表示有类似的遭遇：“这让我们这些看到申请名单上有（自家影院）就排片，并且预售了的怎么办？是退票降低自己影院的声誉？还是为了保声誉而妥协，去交保底款？”

要预交保底款的发行方式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影天下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歌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回应，“200万为界、3.5%保底费”都是谣言。

华影天下发表声明（图片来源：电影八佰官微）

保底费争执的背后，是目前一些小影城难以突围的困境。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电影票房在缴纳5%的电影事业专项资金、3%的特别营业税后，还要缴纳1%～3%的发行代理费，剩下的票房作为分账票房，一般情况下，影院得50%，院线得7%，片方/发行方得43%。

以目前了解到的最低保底款2万元计算，票房至少要达到4万元，影院才能回本，如果票房达不到4万元，保底费不退回。“我们县另外一家（交了保底款的）影院《八佰》票房差不多4万元，如果我们买了，相当于分一半票房过来，其实是赚不回本的。”李文峰说。

负责此次《八佰》发行工作的华影天下（天津）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回应，此次制定的发行方案是为了打击偷漏瞒报票房这一行业“毒瘤”。刘歌称，主要是针对违规影院而非小影院，片方通过比对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和票务平台的数据，如果发现专资办数据低于平台出票数据，则判定其为数据异常。

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歌朋友圈截图

偷漏票房是影业顽疾，不使用电脑售票系统，非法使用假系统、双系统、手工票，把卖电影票的钱当作卖爆米花的钱，打印出的电影票与观看的电影名称不符，这些现象层出不穷。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了对偷漏票房行为的监察和处罚力度。今年1月，电影局点名去年拖欠票款超过10万元的471家影院，若不及时补齐票款，将无法放映春节档电影。

此外，《八佰》片方对密钥采取了两天一做的方式，还成立了一支700余人、覆盖全国500余个城市的监察团队，在线下严查偷票房行为，如发现违规行为，将立即停止相关影院密钥供应。

8月27日，黄华的影院可以放映《八佰》了。

黄华没有正面回应自己是如何拿到密钥的，只说自己没有给钱，“稀里糊涂就有了”。

小影院的冬天，在疫情之前已经悄然逼近

在一个小影城经营者的群公告里，群主写道：“没有六年前的小影城，奠定不了今天的电影市场，小影院是最大开拓者。”

但如今的小影城，面临着被挤压、被分流、设备老化、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

黄华的两家影院没有开在综合商业体里，也都是非标影厅。从2014年开业至今，两家影院从一年四五百万元的票房，逐渐被票房上千万元的大影城分流，现在年票房能维持在200万元左右，除去开支后，一年盈利在40万元左右，还能坚持。

刘捷就没这么幸运了。他的影城在8年前开业时是县城唯一一家影院，占据了县城所有的观影需求。但自从2015年一家大型连锁影城进驻后，刘捷流失了近80%的客户，去年，连锁影城的票房是他的4倍。

最近两年，由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刘捷在湖北的影院账上早就没钱了。好在，他在广西及广东广州、东莞还有5家影院，拆东墙补西墙，勉强还能维持。“（县城）这家店是我们起家的地方，一直舍不得扔掉它。”

成都一家影院管理负责人朱羽辰介绍，层高是区别非标影厅与标准影厅的一个主要标志，早年投建的县级影城多是非标影厅，层高不足8米。除此之外，标准影厅还在放映设备、幕布尺寸、起坡、排距等方面做了严格限制。

黄华也意识到了影院跟不上观众的需求了，本来打算过了春节就升级改造，却被疫情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再小，也给顾客提供了一个就近观影的渠道，难道就让我们这么倒闭了吗？”

影院停业了，但花钱的地方一点没少，水电、员工工资、设备维护……再加上已经过期的饮料、零食，刘捷的影院已经亏损了将近10万元。账上没钱了，他就把自己的钱存到公账上去用，他自己也没仔细算过已经倒贴了多少，“大概三四万吧”。

影院复工以后的情况也不甚理想，放的都是一些重映影片、经典影片，也就《误杀》《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表现好点，上座率能达到10%。“一天就三五十个人、两三百块钱的收入，连电费都不够。”黄华说，她到现在还拖欠着员工的工资，5个人连轴转，也给不起加班费。

“反正一天也没几个人，就自己随便扫扫呗，我倒是想服务，没有人我服务谁去？”黄华说。

改变规则，能解利益之争吗？

一边是试图改变发行规则的片方，一边是还没走出“寒冬”的小影院，双方的拉锯战背后是由来已久的电影业利益分配矛盾。

朱羽辰分析，华谊此次发行方式的改变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试点”，只有一部新片上映的档期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不可能被其他片方效仿，反而还有可能得罪终端影院。

但行业规则的改变早有端倪。前段时间，影响了大半个世纪的《派拉蒙法案》宣告失效。“这也意味着传统影院的发行规则正在发生着变化。”专注娱乐法研究的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杨吉说。

1948年，美国反垄断部门通过《派拉蒙法案》，试图阻止华纳兄弟、20世纪福斯和派拉蒙等大型制片厂全盘操控电影制作、发行、放映三大环节。

尽管《派拉蒙法案》抑制了好莱坞巨头通过垂直整合垄断电影市场的行为，但迪士尼等巨头通过横向产业整合带来了新的垄断，流媒体的蓬勃发展成为终止《派拉蒙法案》的关键因素。

“《八佰》发行方式惹出的争议，也在倒逼行业从业者去思考行业规则改变的合理性、正当性。”杨吉说。

制片、发行、放映三方的利益分配矛盾是争议核心。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讲师唐建英曾在研究中表示，我国电影业的利益分配格局从发行方居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结构逐渐向放映方占主导地位的“葫芦型”结构转变，尤其是万达院线、中影星美、中影南方新干线等一些优质院线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我国电影放映采用的是电影院线制的经营模式。电影发行公司和制片单位直接向院线供片，由各电影院线负责对其旗下所属影院就影片放映做出统一安排及管理。

国内院线与影院的关系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万达院线为代表的资产联结型，即影院由院线或其控股方直接投资设立；另一种是以上海联和电影院线为代表的签约加盟型，影院与院线通过签署加盟协议、约定分账比例的方式，建立合作关系。

在此次争议中，院线的态度存在较大分歧。“片方不敢得罪大院线，但一些以加盟为主的院线就很抵触保底发行，因为如果以后每次都要保底发行，影院肯定不会选择这家院线了。”朱羽辰分析。

在美国电影市场，虽有议定保底价的先例，但并非主流，也与华谊此次的发行方案有所区别。一般来说，采用议定保底价进行分账的影片票房如果超出保底价，超出部分归院方所有，不需要再进行分账，如果票房低于保底价，则由院方补足支付。

除了议定保底价，好莱坞比较常见的票房分账模式是阶梯分账，以周为单位，片方会要求提高首周票房的分配比例，尽快收回投资，以确保制片和发行的收益，降低风险；次周和第三周梯级下调发行方分账比例，例如调整为60/40、50/50、40/60，分账比例逐步向院方倾斜。

国内电影业单一的收益结构也决定了利益之争难解。唐建英指出，我国电影业以影院的票房收入为主，因此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利益分配主要体现在影院的票房分账上。

但事实上，电影收益除了票房，还包括衍生产品开发、渠道版权等。以美国为例，票房收入仅占电影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电影衍生品收入占70%。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影视衍生品收入占中国电影综合收入的比例不到10%。

唐建英建议，要调整国内电影业的利益分配格局，电影公司需要完善营利模式，形成多层次开发、多渠道回收的收益结构，使得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能在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上分配经济收益。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黄华、刘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