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朔

来源：秦朔朋友圈

2007年的某个工作日，付鹏和往常一样关掉了彭博和路透的终端，结束这一天的工作。顺手拿了份Financial Time，离开位于伦敦金融城的办公室。他没有直接回家，应一位应届毕业学妹的请求，去了一家咖啡馆。他们俩将进行一次金融业从业前辈与志愿从事金融业后生的对话。

学妹是通过学校的通讯录找到付鹏的，她直言希望能请学长帮忙介绍一份在伦敦金融城的工作。受次贷危机波及，金融城内大批金融机构裁员并减少招聘。如果这个请求是在1年前提出的，以付鹏在伦敦金融城的交际和影响，成人之美何乐不为。但是这次——“且不说我现在帮你介绍不了工作。可能把你介绍进去之后，3个月就被裁了。你现在该回中国了。”付鹏说。

就业市场是行业的晴雨表。付鹏在经历了一轮完整的金融兴衰后，能感知到风里的温度都是一种讯号。后知后觉的从来都是新兵。学妹哪里会知道，这次谈话影响了她的一生。从泰晤士河畔回到黄浦江边的选择，开启了她个人的黄金岁月，也有幸见证了中国金融业的豹变光芒。付鹏说，其实当时好多人找他介绍工作，他们在英国的还在工作，只有回来的那个接近财务自由了。当时，英国的金融业在下坠。未来应该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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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金融城：一部罗曼蒂克消亡史

作为大伦敦的CBD，伦敦金融城的面积仅有1平方英里（约合2.6平方公里）。英国人惯用“那一平方英里”（the Square Mile）指代这块财富的沃土：全世界70%的国际债券交易和约35%的外汇交易在此地完成。这里是大英帝国的骄傲，它曾是全球金融中心，没有之一。

伦敦金融城过去是“老爷俱乐部”。从业者大多公学出身，拥有牛津、剑桥学历，平时工作迟到、早退，午餐时间充裕，工作期间的饮酒、抽烟也是必备社交，周末则习惯去城外的度假屋聚会。

他们是英国历史学者P. J. 凯恩和A. G. 霍普金斯提到的“绅士资本家”（gentlemanly capitalists）中的一类。以金融城内大银行家和大商人为代表的绅士资本家，拥有雄厚的资本，“他们的职业特性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业余时间去享受绅士的生活风格，同时使他们能够建立和发展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在经营中取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资源。”

与工业资本家相比，处于顶层的绅士资本家拥有一项特别的优势——掌握着特殊的信息资本。通过与掌握国家机器者接触，他们能获得特权信息，这样的信息给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并使他们便于谋取高级职务。在英国各个赛道里，这些人是最有话语权的群体，在英国政府决策中起主导作用，对政府的影响远甚于工业资本家。

等到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1979-1990年），金融服务业的产值虽然占英国GDP的15%，但面临着来自美国、欧洲大陆、日本等国的竞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

菲利普·奥格（Philip Augar）在《绅士资本主义之死》（The Death of Gentlemanly Capitalism）一书中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伦敦金融城的文化转变：在美国投行的影响下，一个新的伦敦金融城诞生了，金融城从业者不再惬意。晨会提前了两个小时，午餐变成了三明治，矿泉水取代波尔图葡萄酒和雪茄。绅士们的骄傲在资本的扩张下日益稀薄，金融城内“英伦贵族的绅士之风”散了。

为了保住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1986年10月27日，撒切尔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金融改革，人们称之为“第一次金融大爆炸”。该变革的核心内容是金融服务业自由化：

• 取消经纪商和交易商两种职能不能互兼的规定，经纪人与出场代理人互相兼任，放开交易所会员资格的限制；

• 取消证券交易的最低固定佣金限制，实行证券交易代理手续费自由化；

• 取消非交易所成员持有交易所成员股票的限制，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可以参加证券交易所的活动；

• 废除各项金融投资管制，银行开始提供包括证券业务在内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等。在监管方面，英格兰银行将监管银行业的职能移交给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

这些举措全面促进了商人银行业务与股票经纪业务的相互融合，以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相互结合。英国的商业银行纷纷收购和兼并证券经纪商，逐渐涌现出一批超级金融机构，业务领域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个方面。

此外，外国财团被允许购买英国上市企业，之前那些旨在将外国人隔绝在“城门之外”的旧法则被废除了，伦敦金融城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的构成和所有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场改革不仅对英国传统金融制度产生了冲击，还影响了世界金融业的发展，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序幕就此拉开。

但这场变革并没有彻底改变英国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英国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实施以金融机构自律监管为主，辅以“道义劝告”的监管方式。19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的有效性开始下降，阻碍了金融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和功能扩展，但修改金融监管框架涉及多方利益，因此金融监管的改革一直没有太大进展。

1995年，英国发生巴林银行事件。该行因新加坡分行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发生重大投资损失，陷入破产边缘，后被荷兰银行以1美元的价格收购。隐藏在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下的问题终于完全暴露，改革迫在眉睫。

1997年，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履行其执政承诺，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制订通货膨胀目标以防范金融业日益增加的系统风险，确保金融业对经济的良性作用。改革的主要措施有：

• 确定基础利率和实现通胀目标的责任从政府转到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被赋予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

• 将英格兰银行监管银行业的权力移交给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形成不按机构监管而按功能监管的格局。

2000年6月，英国新的金融法《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出台，标志着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这部法律是英国历史上议院对提案修改达2000余次、创下修改最多记录的立法，也是英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2001年11月，新金融法的细则出台。从12月1日起，新的金融法及其细则全面落实，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统一金融监管的国家。

自2000年布莱尔开启第二次金融大爆炸，到2007年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出事为止，英国产业空心化程度加深，英国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先后迎来了它们的繁荣时期。

金融业在那时候火到什么程度呢？付鹏回忆道：“大二的时候就有金融机构来找我们签约。那时候没人去念研究生，大家都找得到工作，也找得到好工作。”

2002-2003年期间，中国留学生在金融城非常抢手。中国自2001年底加入WTO后，进入全球贸易链，承接了全球的制造业。实体经济在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因此，金融机构普遍需要桥梁，有中国背景且精通中英文的毕业生非常抢手。但在2003年后，远东实体经济的体量无法满足英美金融业的胃口，为了挣更多的钱——英国金融业把眼光投向了房地产。

在这段时期，凭借大力吸收同业资金、发放居民住房抵押贷款的北岩银行，充分享受到了“房地产红利”和“流动性红利”，这家从英格兰北部城市纽卡斯尔（Newcastle）起步的小银行，将个贷业务做到全英前三，信贷全英前五。当然，这种病态的扩张模式让它在次贷危机到来时率先“病入膏肓”。2007年9月，储户出现恐慌情绪，该行发生了挤兑；1个月后，北岩银行宣告倒闭，寻求买家注资。

北岩银行事件给英国金融业带来巨大震动——次贷危机的严重性远超预期。这一切也并非无迹可寻。在英国金融业由盛及衰的过程中，付鹏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英国的电视节目像是一个风向标，极具前瞻性。

2003年左右，英国各大电视台（如ITV、Channel 4、BBC）的卖房真人秀节目广受欢迎。这类节目以真人秀的形式告诉观众怎么拍低价房、自己简易装修后卖出。打个比方，拍卖到手的旧房子是15万，首付3万，其余贷款，改造费花2万，等到卖出的时候，能赚5万。在如此丰厚的回报面前，英国的房地产价格在三个月内就飞涨了起来。

2006年，北岩银行倒闭前1年，出现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电视节目——一对英国老年夫妻卖掉价格翻了两番的英国房产，拿着巨款中的一部分去西班牙买了“便宜的豪宅”，剩下的钱存在西班牙银行里收利息以维持生活开支。

北岩银行事件后，英国金融业戴上了“紧箍咒”。付鹏认为，次贷危机发生后，继续留在英国做金融就是步入歧途。“做金融的人要跟着杠杆走。哪里加杠杆，哪里就赚钱。英国在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后，金融从业者的日子不会好过。”伦敦，从此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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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金融城：造富故事如空当接龙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也逃不开商业的逻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东方的故事其实是西方的翻版，只是时间上错配了。

2000年，龙永图开始着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2002年，中国加入WTO，顺利进入全球贸易链，并承接了欧美大部分的工业。中国的制造业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金融业的机遇。在这场产业转移中，中国人民的财富迅速增加。中国政府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资本市场迎来了春天。股权分置改革，创业板、科创板开板……监管层逐步下放了权力，市场的声音嘹亮了起来。

2019年9月19日，上海金融景气指数（第十三期）在沪发布。2018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1645.78万亿元，维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在金融市场、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创新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日，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第2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26）。这份权威榜单显示，上海连续三年保持全球顺位第5；此外，今年上海仅落后第4名新加坡1分。

不过，上海金融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就通过了上海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的长期目标。此后，上海还曾设定了完成这一大目标的几个小目标：国内商业银行管理总部半数进驻上海；非银行金融机构总部基本集中于上海，大多数跨国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但是，由于多年来京沪“非此即彼”的矛盾，上述目标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实现，转机出现在2009年。

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也就是国发〔2009〕19号文件；同年5月11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09〕25号）。这是继2007年上海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将陆家嘴金融城定位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区和上海市金融产业的主要发展空间后，再次提出大力建设陆家嘴金融城，又一次确认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和主体承载区。

与陆家嘴论坛同日召开的上海市双中心建设工作会议据此将每项工作的牵头单位和责任人逐一明确，并有具体的时间节点，这一系列举措显示出上海强烈的务实作态。

时任上海金融办主任的方星海透露，在上海2009年的工作表中，总共统计出80余项具体措施，涵盖从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体系、金融业对内外开放以及服务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在具体《实施意见》计划当中，包括境外企业到上海发债券和人民币股票、项目收益债试点、金融衍生产品、金属和能源期货；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板建设和境外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付鹏有一位出生于中国上海的朋友，正是在这个节点来到陆家嘴金融城发展的。或许此人上辈子拯救过银河系，因此今生在“钱途”上拥有非同寻常的幸运，我们称其为Mr. Lucky。

Lucky君2000年去英国读本科，当时他父亲觉得学校提供的宿舍条件太差，就在学校对面买下一套价值16万英镑的三室一厅。他父亲认为，英国当时的借贷利率只有4个点，同期国内的融资成本是10%，且留学生也有借贷资格，如果买下房子，然后抵押给英国银行，换来现金作为学费和生活费更划算。房子还可以改造成四室一厅租出去，这样也可以增加一大笔收入。

如此操作下来，等Lucky君2005年毕业时，英国房子卖出了40万英镑的好价钱。计算下来，这趟英伦留学生活躺赚200万人民币。回上海后，Lucky君用留学带回的钱买了上海的房子（当时上海房子均价7000元/㎡），进入了陆家嘴某券商工作。

上海人有句俗话，称金融从业者捧的是“金饭碗”，要谨慎当心，才能把这碗好饭吃好。在Mr. Lucky身上，似乎看不到什么小心翼翼，满眼都是好运气。

Lucky君毕业后一直为同一家券商效力，目前在该券商任中层干部，朋友们对他的印象都是顾家的上海男人，这也说明了Lucky君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样通过996的工作量才得到了晋升。而前文所提到的学妹，其实也不只是一个个案，回到上海的他们已经接近财富自由，留在伦敦的倒也生活尚可，只是还需要多在职场拼杀几年。

他踩在了金融业大周期的获利点上，从西赚到了东（彩蛋备注：转发此文，Mr. Lucky保佑你）。

随着政策红利的显现，像Lucky君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地汇聚到了上海。2015年，上海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适应大环境的变化，支持金融城发展。

2015年4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从28.78平方公里扩区至120.78平方公里，陆家嘴金融城被纳入其中，作为上海自贸区的重要片区之一。2016年8月，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理委员会撤销，上海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正式设立。

今年年初，《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正式发布，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总目标是“到2020年，上海基本确立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辐射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地位，基本形成公平法治、创新高效、透明开放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

目前，上海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环境最为完善的地区之一，聚集了一大批金融机构，金融从业人员近40万人。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区，陆家嘴金融城的表现令人瞩目。截至2018年9月底，陆家嘴已建成各类商办楼宇总数252幢，入驻企业数共达4.2万家，已形成以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产业为核心，以专业服务业、文化旅游会展等产业为重点的“3+2”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目前陆家嘴集聚了不少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各类营运中心、销售中心、财务中心、订单中心、培训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和国际性行业组织，其中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95家。

跋：

金融业归根到底只是服务业，需要依靠实体经济。2019年9月18日，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第一次公开谈到股灾，他反思道：股市的泡沫往往发生在经济转型期，原因在于经济转型期实体经济回报比较低，新旧动能转换，新的增长点前景不明朗，容易出现金融脱实向虚，助推投机热潮，催生资产泡沫。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有这样一句耳熟能详的开篇词——“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句话在不同场合被不同的人引用，似乎在我们的面前铺开的永远是“一个指向最好，一个指向最坏”的双叉路。可是路标上不会写清楚这个区别，往哪走，走向哪，一念之差，天上人间。

伦敦金融城和陆家嘴金融城，一西一东，隔着八小时，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十年前，没有人可以想象到上海竟然可以跃升。

金钱永动（money never sleeps），这是全球资本市场的魔咒，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在金融城之中，捧着“金饭碗”的你我又能展现什么意义？是一个个愿意相信金融可以带来价值的从业者把自己的光阴奉献给金融城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希冀得到相应的认可和回报的可爱的人。

不过，在哥伦布的船驶向未知的海域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连串起了地球，当我们在金融城的某处发出一个交易指令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举动是在全球资本市场的洪流中投下了一枚石子还是原子弹。我们也许无法精准踩点，但至少可以做一个开心的人，可以和一些让我们快乐的人做快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