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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玩得深，賺錢才是真！妹子們相親一定要問清對方基金都套在什麼品種上……

1817年，大衞·李嘉圖從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概念出發，提出了“比較優勢”這一概念，意思是任何國家應當只生產他們擁有最高生產效率的產品，然後去購買那些自己生產效率比較低的產品，即使對方國家的生產效率比自己還要低。

儘管這只是理想化模型，但並不妨礙人們吸取箇中精髓，將其納為己用。

19世紀中葉，完成了第一次產業革命的英、德、美等國先後建立起大機器工業，把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所有國家都捲入到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之中。

先進國家出錢出技術，落後國家出資源出人力，大家各取所需。

秉承着先賢們的理念，美國高科技公司已經把這一套玩得爐火純青，其中的佼佼者非蘋果莫屬：自己掌握核心技術——芯片和IOS系統，屏幕交給韓國三星，鏡頭交給日本，一些零部件和簡單的組裝則交給中國。

俗話説，大樹底下好乘涼，即便是沒什麼技術含量的代工廠，也多得是人搶着做，而強勢的蘋果則把“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真正做到了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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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子戲法 1.0：鐵打的“2+1”，流水的供應商

“我們沒有製造業文化，我指的是基礎、學校教育、學徒和分包商。”——蘋果公司產品部門前總裁讓-路易斯·加塞

這一點，史蒂夫·喬布斯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明白。

和硅谷的其他公司一樣，蘋果很早就開始了生產外包。20世紀70年代，喬布斯就將勞動力密集型組裝，如半導體芯片封裝工藝，轉移到了勞動力成本低下的亞洲地區。

但是直到Macintosh工廠和NEXT工作站相繼失敗，喬布斯才放下自己對本地化製造的執着。

90年代初，失去了創始人的蘋果在走下坡路，關閉了大部分的自營工廠。等到97年喬布斯迴歸，並聘請蒂姆·庫克掌握全球製造供應鏈，蘋果就徹底走上了外包的路線，只剩下1980年建立的一家位於愛爾蘭的工廠。

彼時富士康憑藉硬質量和低價格在製造市場中嶄露頭角，因為摩托羅拉的機緣巧合，郭台銘和喬布斯成功牽手。

在與蘋果的長期合作中，富士康始終秉承“薄利多銷”的原則，即使在蘋果利潤率高達30%的時期，富士康依然接受了不足2%的代工利潤。2010年，iPhone產業鏈中蘋果佔利潤的58.5%，而富士康僅佔0.5%。

資本市場總是無情的，聯手創造了iPhone6巨大輝煌的蘋果和富士康，私下都有着自己的“小心思”：後者害怕在一棵樹上吊死，不僅是因為蘋果訂單佔了富士康45%以上的份額，也是想通過接觸其他客户抬升自己的利潤率；而前者則在培養自己的“殺價工具”，既是為了防止一家獨大，也是想用分散產能的方式倒逼供應商降價。

喬幫主去世後，以霸道整合供應鏈著稱的庫克正式執掌蘋果，開始實行他的“2+1”策略。

iPhone 7的代工業務中，蘋果引進了和碩、緯創。效果立竿見影，iPhone 6時代富士康還有5%的代工利潤，只剩下4%，而和碩為了打入果鏈，心甘情願地接受了2%利潤率。

奈何緯創難堪大用，頻頻曝出問題，逐漸失去蘋果的信任。據券商報吿，2019年iPhone組裝業務富士康依然佔據約70%的份額，和碩2成多，而緯創只剩下6%。

於是庫克把視線轉向了曾經給富士康做代工的立訊精密。2017年，立訊精密切入AirPods的生產線，依靠高良品率嶄露頭角，算是果鏈中的“老人”了。在蘋果的扶持下，野心勃勃的立訊先後全資收購了可成科技和緯創，成為中國大陸首家代工廠商。

新的“三足鼎立”格局如期形成，並且立訊一上來就拿到了iPhone 12 mini 總訂單的20%，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

作為一家龐大的跨國企業，蘋果的視野遠不止於此，“2+1”的升級版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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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子戲法 2.0：狡兔三窟，中國、印度和越南

當初喬布斯選中富士康，看重的不僅是後者的實力，還有它的所在地。

背靠中國，就是富士康最大的優勢。

代工模式的出現，是為了降低成本，新興市場中13億的人口紅利自然異常顯眼。更不用説，中國還擁有全世界最完備的製造鏈和最大的消費市場。

所以，不管庫克如何權衡拿捏自己的“2+1”，始終是在中國的圈子裏，畢竟有能力單獨吃下蘋果訂單的，目前只此一家。

但是隨着中國製造業成本的上升，部分成本敏感、附加值低的生產加工，正在向印度、東南亞等地轉移。中國的廠商，也主動順應時代浪潮，紛紛出海投資建廠。比如立訊精密，已在越南豪擲17.26億建成工廠，並實現AirPods量產。預計未來，越南立訊將承接該公司1/3的產能。

蘋果故技重施，準備將一部分業務從中國轉移出去，當前的計劃是把10%的iPhone12產能放在印度。在此之前，蘋果在印度生產了iPhone 11和iPhone XR。此外，據説蘋果還正在與組裝夥伴合作，將iPad和MacBook的部分生產轉移到越南。

這簡直就是富士康、和碩和緯創故事的翻版，只不過對象從企業變成了國家。

面對金主爸爸的光顧，印度和越南的想法當然是“開放懷抱等您”。去年，雄心壯志的印度總理莫迪推出了10億美元預算的“生產掛鈎激勵計劃（PLI）”，對加大投資智能手機生產的企業提供獎金，獎勵幅度佔手機價值的4%至6%。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當然，他們也沒想拐彎抹角，印度科技部部長Prasad當時就直接喊話：“蘋果和三星，印度用有吸引力的政策歡迎你們。現在擴大你們在這個國家的業務。”

人力成本的優勢，加上政策的傾斜，以及中美、中印貿易摩擦的潛在風險，加快了蘋果“分散雞蛋”的步伐。所以，儘管印度的代工廠被打砸，當地的供應鏈也極不完善，還有這樣那樣的各種問題，蘋果仍然堅定地進行着產能的轉移。

或許在他們看來，印度會是下一個中國，更不用説本就以“摸着中國過河”著稱的越南。

至於時間，大概會很長很長。上一次三星轉移去越南，富士康、廣達、和碩、緯創等廠商也嘗試過在印度生產手機，無一例外都以失敗吿終。這些新興國家的陳年弊病太多，蘋果的歷史性大工程，絕非一朝一夕能完成。

風起了，蘋果這艘大船就很難停下了。

也許，數十年後，蘋果想要的國家版“2+1”能如願達成。甚至於，“三足”變成四足、五足，也不無可能，誰讓蘋果掌控着自家產業鏈的絕對話語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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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的帝王術：抓住所有的籃子和雞蛋

2018年以來，蘋果的供應鏈企業都開始偷偷的“去蘋果化”，年報裏不再提和蘋果的合作，甚至有些年報通篇沒有蘋果兩個字，但仔細看看核心業務，其實還是給蘋果做配件，讓人一頭霧水。

一方面，是由於最近幾年蘋果的業績忽上忽下；另一方面則是對供應商的苛刻，一言不合就被打入冷宮的例子並不鮮見。和蘋果合作的風險越來越大，所以供應鏈企業不得不擴大和華為、小米、VIVO等國產品牌的合作，來規避風險。

這一點大家和郭台銘的想法都是一致的：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

只是，蘋果的保險措施更絕，因為它從來就沒將雞蛋真真正正地放在別人的籃子裏面。

翻看近十幾年的財報，每年蘋果都有百億美元的資本支出，其中75%以上是用於設備和軟件購買。這些全是給供應鏈企業準備的，多是科技含量高、自動化程度高的精密設備。

在富士康的各條蘋果產線中，有20%-50%不等的設備由蘋果提供。而在一些小型的蘋果代工廠中，幾乎每一千台設備裏，就有500台是由蘋果承擔的。供應商用了蘋果提供的機器之後，這條產線就會被單獨劃給蘋果，不能用於生產其他廠家的產品。並且，設備、軟件的權限皆歸蘋果，年末清查資產也不假他人之手。

此外，蘋果還會派遣人員擔任代工廠的重要崗位，比如EPM（工程專案經理）、GSM（全球供應鏈經理）以及SQE（供應商質量工程師）等等，上到人事任免、技術支持，下到新品投產、機器擺放，多多少少都要經過蘋果的“專業人士”。

富士康時代，蘋果就往這家代工廠裏面塞進了2000多人，覆蓋了企業所有運行節點。

更重要的是，從零部件供應商、組裝廠到銷售渠道的全部數據，蘋果的舵手們都能通過重金投資的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進行實時監控，甚至可以具體到每家工廠的生產良率。

也就是説，代工廠們的生產模式、關鍵設備甚至技術都在蘋果掌握之中，雖然名義上不是直屬公司，但從工作流程來看，其實沒有太大區別。意味着，蘋果隨時想換一家廠商，輕而易舉。

正是在產業鏈上的絕對掌控，才支持了蘋果冷酷的“帝王術”——扶持老二打老大，利用老三制衡老二。

只要是產業鏈上的一環，都逃不過蘋果的把戲，並且技術含量越低的，越受傷。

説的自然是處在蘋果鏈底端的中國了。

根據日本調查公司Fomalhaut Technology Solutions發佈的iPhone 12 Pro拆解數據，零部件價值中韓國企業的佔比高達26.8%，而中國大陸的佔比僅有4.6%。要知道，iPhone TOP 200的供應鏈中，中國廠商的數量達到45%（大陸20%，台灣25%）。

台灣和大陸一向被稱為蘋果的“芯片打包店”和“五金加工店”。論產業鏈體量、就業人數，美國的企業在遠遠落後於中國，但在產品終端，蘋果的淨利潤相當於A股最大的12家蘋果概念股利潤之和的20倍。

門檻低，利潤低，被替代的難度也低。因此，蘋果的“帝王術”在中國屢試不爽，企業之間容易形成內卷，更容易被蘋果“殺價”。

2017年，立訊精密搶單瑞聲科技的聲學器件以及觸控馬達業務，讓瑞聲穩定了多年的41%毛利率壓到了次年的37%；而兩年後風水輪流轉，立訊的AirPods訂單被歌爾股份分掉一杯羹，新品AirPods Max更是交給歌爾獨家代工，讓歌爾的股價兩年漲了接近5倍。

不過早在歌爾搶單AirPods之前，2018年主營玻璃蓋板的藍思科技就通過投資豪恩聲學，殺入了歌爾的勢力範圍……

低端製造的根本弊端就在於此，命運從來都不會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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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管子·輕重戊》中記載，齊桓公想征服魯、梁二國，問計於管仲。

管仲獻策道：魯、梁兩國的百姓，向來以織綈為業。您就帶頭穿綈做的衣服，令左右近臣也穿，百姓也就會跟着穿。您還要下令齊國不準織綈，必須從魯、梁進口。

桓公依計，綈價飆升，千匹達三百金，魯、梁二國見此貿易有利可圖，遂要求百姓全部織綈。

13個月後，齊桓公下令百姓不再穿綈，並且封閉關卡，與魯、梁斷絕經濟往來。

又10個月，魯、梁的糧價漲到齊國的100倍，兩國百姓已陷於饑荒，無力交税養朝廷。

兩年後，魯、梁百姓十有六成投奔齊國。又三年，魯、梁歸齊。

理想中的國際分工平衡又美好，而實際上落後國家雖然吃到了短期的福利卻容易掉進安逸的陷阱，一旦把自己釘死在了低端製造的位置，無法向上突破，只能任人攫取。

中國幾十年改革發展下來，雖然仍沒能改變別人一個“卡脖子”，我們的芯片就動彈不得的窘境，總歸是一直在向着擺脱束縛的目標前進。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國的未來，是要爭取在高端製造上的話語權，而不再是別人隨隨便便就能拿走的飯碗。

陣痛會有，但希望更在前方。